在《地球另一端》的小說世界裡，有好些章節完全抽離故事來回顧故事，彷彿在提醒「這是一個故事，不是真的」，於是不少讀者反映那些位置閱讀起來會感到突兀，打擾他們已有的投入。
這算是一個實驗，說明即使我們是廿一世紀的新人類，在小說上卻維持保守的態度，維護故事的客觀性（講故事的人必須隱身，第一身也是如此），卻排斥小說的現代性（作者隨時介入故事，就如沙特的小說一邊說故事一邊批評角色）。
所以，我寫《捉姦》時會保守一點，寫《愛樂》會前衛一點，挑戰讀者的尺度。
幸好我活在廿一世紀，否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為這種歧見而和我絕交。我不是說文化大革命或蘇共極權統治下那種抹殺所有前衛作品的藝術史，在那個時間，人們聽從黨的意志而沒有自己的意志。我所講的絕交卻是發生在十九世紀的新歐洲。
1801年，貝多芬發表第一號交響曲，開啟浪漫主義時代，藝術不再迂腐於形式或物體，而是歌頌人的意志，強調人的主觀情感。這股革命思潮吸引無數年輕人追隨，例如舒曼和李斯特。
然而，布拉姆斯望見同儕不斷拆毀舊有建築，卻看到浪漫主義底下那舊音樂的瓦礫，在他眼中，貝多芬的偉大，就是他不斷發掘主體情感時，也堅守古典的美好，他甚至復古到用巴哈式賦格完成第31號鋼琴奏鳴曲。
可是，在同儕的眼中，布拉姆斯的保守卻罪大惡極，因為他阻擋了浪漫主義除舊迎新的進軍。所以，當他用兩部鋼琴試彈第四交響曲時，朋友難以忍受那復古的風格，和他絕交（今時今日，很難想像有人因為藝術的分歧而跟朋友絕交）。
有朋友為布拉姆斯着想，勸他放棄首演，但他一意孤行，為了證明古典音樂的價值（後來有人用新古典主義去形容）。結果，聽眾的掌聲回應了那些絕交的浪漫主義者，甚至瘋狂到一個地步，每個樂章都掌聲雷動，有三個更被要求重奏。
「De--dum，di--da，De--dum，di--da」在e 小調的肅殺氣氛下，第一樂章樸實地運用最基本的樂理，三度音程反覆行進和倒置，單聽開始的八小節就已教人心碎。布拉姆斯的浪漫不是想怎樣就怎樣，它必須服從於形式（音樂的道德），聽起來卻比浪漫主義的作品更細水長流。
來到第四樂章，基本上只由八個和弦組成，全曲不斷重覆這八個小節的變奏，卻在這規範下引來更宏亮的高潮，當時的人根本沒想過如此復古的作曲手法竟然有這個效果。
想聽的話，可以尋找Carlos Kleiber的指揮版本。無論音樂還是小說，我想，能夠結合古典和新思潮的作品，才可稱作偉大。
（圖片為第四交響曲四個樂章的起始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