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的道德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我在中學任教的一年中，見識了制度如何磨滅人的意志。我是一個叛道的老師，覺得課程以外的時間才是真正的教學機會，所以我會直接教學生如何應對試題，然後用剩下的時間探討人生的問題。我從前是個質疑填鴨式教育的學生，所以當我執教，便想體現一直嚮往的教法，讓木訥的青年重啟思維。

直到遇上這個中四學生。

「阿sir，你可唔可以講番書裡面嘅嘢？」他是那種上堂不聽書的學生，為甚麼反要求我講書呢？

「今堂我教的東西已講完了，只是你沒聽見。」我這樣回答，算是意氣用事，因為即使我談回課程，他也不會聽，仍舊在抽屜裡做自己的事。但他為甚麼不滿呢？

因為我打擾他一直不聽書的習慣。弔詭地說，他雖然會埋怨課堂沉悶，但沉悶的課堂卻是他一直依賴的舒適圈。外界無意義，他才有理由與外界隔絕，繼續瑟縮抽屜裡精彩的自我世界。當我為課堂賦予意義，愈來愈多同學願意放下大腿上的手機，雙眼重燃光芒的時候，他感到局促，舉手要求我恢復沉悶。

這情景讓我非常深刻，因為我見識到，一個討厭學校的叛逆青年，一旦服從制度，就會敵視任何違反制度的人。我想到，當制度龐大到任何人都自知無辦法反抗的時候，人就會放棄無謂的不滿，放棄對改變的憧憬，自製一套「制度下的自在法則」，合理化不合理的環境。任何質疑制度的人，變相質疑他一直賴以維生的自在法則。

所以，助紂為虐的人並不代表他心腸壞或認同暴君，而是他們被無力感所壓倒，寧願為自暴自棄捏造理由，也不肯摒棄對制度的依賴。

最近就有負責毒氣室的納粹老兵上庭，自辯無辜說：「我只是打工而已！我只是接命令辦事而已！」在他心目中，服從是無罪的；在扭動毒氣開關時，他自覺問心無愧；在納粹倒台後，他自稱身不由己和無辜。他永遠不明白，隨波逐流是種罪，怙惡不悛是種罪，視若無睹是種罪。

香港人有個詞語形容善於在制度下生存的滑頭，叫「世界仔」。而世界仔最不想見到的，是有人群起反抗制度，阻他搵食：「公義可以當飯食嗎？」

公義對世界仔來說是不設實際，所以，中國改朝換代之前往往鬧饑荒，經濟誘因才可促使世界仔反抗政權。得世界仔者得天下，而中共一直用經濟繁榮維穩的施政方針，亦漸漸步入「支爆」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