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等如距離除時間

今天渣打馬拉松，有很多朋友在我還在被竇未醒之際，用意志跨越人體和距離的界限。在這個愈來愈快的年代，跑步讓人得享生命中的緩慢，而在這個停滯不前的人生，可以稍感前進的欣慰。

跑手追求速度，訓練體力與魄力，務求用最短時間完成最長距離。

但有些事情是快不了的，我們唯有花上更多的時間去克服距離，歷史證明蔡英文沒有白費敗選後的四年，她說要跑完這最後一里路，果真做到了。

我說過，這是個愈來愈快的年代，科技讓我們指掌間就能由這裡去到那裡，距離彷彿不成問題。那些空了出來的時間，卻沒有令彼此的距離拉近，我們還是天各一方，哪裡都去到了，卻哪裡也去不了。

當距離不存在，連速度也不存在，時間還有甚麼意義呢？《阿甘正傳》的阿甘回顧匆匆一生時發現這絕望真相，毅然拋開束縛，由家門口一直跑到美國的東岸，「跑到盡頭了，哪又怎樣呢？」

他沒有答案，於是又由東岸跑到西岸。在這人生的大長征中，很多時間多餘人生空虛的人看在眼裡，心想這個人如此喪跑，一定自有目的，便跟着阿甘的步伐，追隨者愈來愈多。記者問阿甘，這樣跑的意義何在呢？是慈善？是挑戰？

「沒有目的，我只是喜歡跑而已。」

追隨者或許自知沒有目的，卻寧願相信意義，帶領他們在人生的旅途上跑動的，是空虛。但有一天，空虛停下來了，阿甘忽然回頭慢行，「我要回家了」，遺下一群信徒，在公路上茫然若失。

「那我們怎麼辦？」

倘若所跨越的距離如此莫衷一是，跑下去還有甚麼意思呢？

然而，這趟跑越美國之旅，讓安坐戲院的觀眾明白到，跑動是靈魂，距離是人生，如果他們沒有跑過，就不曾發現速度的無意義、距離的無意義，而真正的意義，就在阿甘決定不再跑的一刻誕生，真正的意義竟是離開。

正如追隨者們當初離開辦公室，離開咖啡店，離開家園，跟着阿甘跑動便感到人生充滿意義。

但我們離開了這裡，又離開了那裡，可曾離無意義愈來愈遠嗎？每每在被竇想到這停滯不前的人生，想到怎麽跑也是無意義的時候，都會想淌淚。

然後離開這個淌淚的自己。

除了死亡，人生的馬拉松並無終點，去無方向令人感到慄怖，但靈魂始終蠢蠢欲動。從我們被拋擲到這片大地上的一刻開始，存在先於意義，在這段有限的時間裡，人來人往，地闊天長，就是用來證明速度和力量。

「I'm pretty tired... I think I'll go home now.」

然後回家。

小王子的父親

每次想到《小王子》的情節，我都佇立在哭泣的邊緣，彷彿轉念走完了世界，回首自身的孤寂。

令我傷感的，不是小王子的死，不是玫瑰的孤高，或獨居的星球住客，而是故事種種隱喻背後的憂傷之靈，作者聖埃克蘇佩里。

寫這個故事都拜作者的抑鬱症所賜，即使他覺得妻子這個寫書的治療方案，感覺像把他放逐到另一個星球上，但溫暖的度假環境的確有助紓緩病情，日後他也感激自己能寫成這個故事，隨身帶備一本，隨時唸給他的飛行員朋友聽。

小王子在沙漠遇見墜機生還的飛行員，就像身為法軍飛行員的作者遇見了自己。1935年， 聖埃克蘇佩里真的在撒哈拉沙漠墜機，度過了漫長的幾日幾夜的脫水求生之旅，如果沒有遇上良善的貝都因人，小王子便沒法來到這個地球，走過撒哈拉沙漠。

那只有四根刺的玫瑰就是他的妻子，他如此深愛着她，卻又感受無比的隔絕，在沒有她的日子，作者只好跟每一個相遇者尋求安慰，講講小王子的經歷。

他打開書，跟朋友講故事的時候，總是流露笑容，彷彿愈是燦爛，我便愈覺得感傷，因為故事裡所有的角色都是他憂愁的化身。離開本來的星球，就像離開抑鬱的源頭，當你以為在冒險中找到意義，抬望天上的繁星，卻發現內心的思念。沒有比遙不可及的憂傷更為憂傷的感慨罷。

蛇讓小王子成功離開地球，像呼應着聖埃克蘇佩里的死。在大洋的深處，被納粹擊落的戰機殘骸中，找不到他的屍體，正如飛行員朋友發現小王子的遺體不知所終。

尋找，本來是一條前路，卻引導着我們回去。那生命的回歸點，藉着一死而終告完成。

貝多芬生日快樂

今天是Ludwig van Beethoven 245歲冥壽，讓我們回顧這位一代宗師如何改寫整個音樂發展，細數各個破格的作品。很多人都會用革命性去形容貝多芬，他的音樂主張當時來說極盡前衛，創造新的典範同時，也糅合古舊的元素，更重要的，是開啟了浪漫主義之門，把音樂由原本海頓和莫扎特所工於的格律，進化成更重視作曲家個人情感的發揮，影響後世的布拉姆斯、舒伯特等等的作曲家，卻沒有一個能超越他所劃下的高度。

貝多芬的魅力也源自本身的殘疾，嗜魚的他攝取過多的鉛而步向耳聾，卻不曾放棄創作，「扼緊命運的咽喉」，在一個只感受到心跳聲的世界裡，把畢生奉獻給音樂，寫下九首交響曲、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五部鋼琴協奏曲和更多室內樂作品。

寫交響樂和寫歌不同，你不能一直創造新的旋律去填白，非常講求作曲家捉緊一個動機（Motif），去呈現、發展、變奏、再呈現，在貝多芬留下來的草稿中，滿布刪掉重鑄的痕跡，Bernstein就形容他的音樂是「So unexpected but so right」、「Every next single note it succeeded must be the right note it processed 」，貝多芬的強悍是他的戲法層出不窮，即使不精於創作旋律，卻有高超的和弦感和配樂能力，達到form perfect的高度。

最為人所知的恐怕是燈燈燈櫈，第五的命運交響曲，破格在用最短最平凡的動機GGGEb，讓聽眾經歷暴風雨的洗禮，有人形容這個最知名的動機是命運在敲門，卻另傳說這是布穀鳥的叫聲，無論如何，這已成為貝多芬的簽名。不只GGGEb，c小調也成為他的英雄式作品的專屬調性，充滿憤怒和激情：Coriolan 序曲、Pathetique 鋼琴奏鳴曲，以及改寫後世交響曲定義的第三交響曲：英雄。

Eroica 交響曲原本是貝多芬打算獻給拿破崙，沒料到他帶領法國由共和走回帝制，一怒之下把扉頁上的拿破崙刪掉。這首改寫自普羅米修斯的傑作，改造了莫扎特時代交響曲的格局，原本四個樂章大概廿多分鐘左右，呈現部和尾部短小，來到貝多芬的手上，單是第一樂章已是十五分鐘（當時聽眾聽完第一樂章還以為奏完了）。在兩節Eb 大調的短促和弦起始下，全曲張力動魄和新機不斷，到第二樂章c小調輓歌部分，突顯英雄的思憶，到終樂章最破格之處，g小調和Eb大調錯落行進，顛覆了調性音樂的基礎。

講到貝多芬最顛覆之作，一定是首次引入人聲的第九交響曲，那時已全聾的貝多芬在人生的意義或許找到解答，以席勒的詩寫成歡樂頌，讓不同語言、文化、宗教的人，在這普世的音樂下共享人類同胞物予的共性，感受歷史不斷邁進的壯美。指揮家Karajan 更把mmfssfmrddrmmrr的熟悉旋律改編成國際歌，可見它的普世和偉大。

啊，我還未說鋼琴作品，不過你也沒有心機看下去吧，還不如花點時間，找一找貝多芬的作品，好好完整地聽一遍。

仰望你的運移

「反觀天秤同水瓶呢對used to be good friend近年關係好似瀨晒嘢。」一位星座專家朋友的這句話給我很大感慨，坊間很多星座預測或「甚麼星座與你最合拍」之類的文章都把十二星座的人格與關係視作一成不變的東西，揭露了寫手們都沒有研究，只會左抄右抄人云亦云。現代首位把占星學提升到學術層次的榮格說：占星學是古代心理學的總和，因為它整合多種對立的參考。人們（尤其少女）沉默星座，在迷信的外衣下不過是踏上一趟自我探索的旅程，希望了解自己的性格和與他人的關係。

所以，對自我與人性有充分理解的人，犯不着靠星座去參透甚麼，然而開啟了真理之門的榮格不正是心理學巨擘嗎？怎麼會沉溺玄學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呢？他覺得，萬物都繫於一條很薄弱的線上，那就是人類心靈，你可以想像，他在探索心靈奧秘的過程中，沿着這條線攀升，篤見浩瀚的銀河，從此便決定不回地表了。

字宙無時無刻都在變幻，一星死一星生，不變的是永恆的法則，普天晨宿映照在人間，也許五十年前的軌跡上，水瓶座真的多愁善感和充滿創意，但難保五十年後變得功利和實際。我尤喜歡杜甫說諸葛亮「運移漢祚終難復」，這個「運」字，如今被人解作運氣或命運，但在詞源上它的本義就是運動，講述一條軌跡，亦朝向一個趨勢，在天，有眾星的繞轉，在地，有眾生的踫撞，我們都想把握這個運，甚或想出手干預。

這就證明，星座研究者只擅於用運程去擺布問卜的人，卻忽略了人的本質有種逆天的意向，也不願提醒你可試一試逆天而行。生命的精彩正在於它不斷努力擺脫已有的軌跡，去爭取一個可能，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才是生命力的展現。如果孔明早知大漢必亡便拒絕三顧之恩，他死前不過是個藉藉無名的南陽農夫，也浪費了天賦的命軌。

未曾逆天之人，不懂樂天知命，未嘗超越自我的限度，就瞧不起穹蒼的偉大。

我本《地球另一端》到底講甚麼？

每當遇到有人這樣問，我為免麻煩都會籠統說「是一本講伊斯蘭國的書」，後來卻覺得不對，因為我沒有詳細寫明IS是怎樣成形，沒有寫歐洲人往敘利亞加入IS的情節，沒有寫庫爾德族和雅茲迪族的婦女被充當性奴的故事，《地球另一端》的視角是比較狹窄和個人的，一端是在香港做多年外電新聞的記者另一端是抗IS的庫德族自願軍的領袖，與其說想用他們的眼睛看世界，不如稱作者想透過這兩個人的對望去表達甚麼。

每個人所看到的東西都不同，小說才可以發揮作用，有人着眼行軍情節的迫真，有人留心角色的心理變化，有人不想理會故事想了解中東戰亂，有人不注意背景而只想看情節的鋪排，所以當讀者反問作者，你這本書到底想說甚麼的時候，我難免會支吾以對，因為我的企圖不是用小說解答甚麼，而是希望為讀者展開新的視界，讓人發掘和體會。

有朋友這樣說：「你的故事只闡述了一個現象，卻沒有進一步講一些深刻的大道理。」的確，我沒有這個野心，篇幅所限，我不過順利把故事講好而已，很多想說的個人意見也沒有加進去，因為我害怕說教意味太重，留白的空間太少。當然，這本書與我心目中的高度仍有距離，但我也想瞧瞧，這條作者自訂的界線又是否太過離地。

因為，也有嗜離地朋友嫌我不夠離地： 枝筆幾使得，當然我會寄望更「飄」……「尖子」式嘅敏銳觸覺係你依家可以消費嘅本錢，但決定一個人嘅藝術成就，係呢個個體同大世界之間嘅關係，創意人嘅韌力就端視此關 。這樣的評價十分悅耳，比「幾好睇」好多了，畢竟這才是我第一本小說，是一套驗證作者假說的實驗，為了不斷超越自己，我須知道甚麼可以發揮得更好，甚麼是我該避免的，我須從讀者的回應中重新檢視自我，否則就算寫更多的小說，也不過是第一本的複製品。

當然，知名道不足也是致命傷，如果連拿起來的可能已是渺茫，那就談不上內容問題。我走過書店，見着不少人圍着那一疊《地球另一端》站着看周邊的書時，不禁自問顯材是否缺乏吸引力呢？是否漠視了顧客們只想看輕鬆有趣的小品文的需求呢？

我只好提醒自己：再堅持一下吧。別忘記，你就要寫別人不會寫的東西。

佛洛依德和榮格這對宿敵

我很喜歡跟朋友講述了無邊際的夢，我在海邊的叢林尋找回家的路，路上滿布野餐的遊人，到我找到了，這個夢卻重頭來過，於是我決定不走舊路，想看看車道的盡頭是甚麼，結果來到軍隊的檢查站。我怕轉頭的話即被追趕，於是我繼續前進，被軍人查問時就推說自己是盲人，被扶助下回到海邊的叢林，繼續找回家的路。我度過了幾日幾夜，然後醒來。

我被這個夢深深吸引，也不忌諱對大家說，因為你也會為此着迷吧。然而，之所以着迷，是因為你不明所以，像看一個未拆穿的魔術。一旦擁有讀心的能力，你就能一一拆解夢中各個象徵，而可愛的東西紛紛變得慄怖。當我為自己完成一次解夢後，人變得內省，有股昇華的感動。

哪知道我不是自圓其說呢？在瑞典精神分析學說的萌發初期，未來院長佛洛依德發現了榮格這位後起之秀，交流理論之間暗許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諷刺的是，正正是夢割裂了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兩個心理學偉人因為了解衍生更多無法修補的誤解。

在他們留下來的通信中，不時把對方視作心理諮詢對象，分享各自的夢境，討論內藏的意義。既然夢是現實自我的反射，那麽就代表着個人私隱，而屬於外向人格的佛洛依德卻喜歡顯示自己高人一等，不時跟他人談論榮格的夢，這種武斷的批判實在令人反感。然而，榮格也抓住了這位師傅的把柄，從夢境驗證了這位高高在上的大師，竟然跟小姨發展不倫關係。兩人漸漸疏遠，不時惡言相向，終身沒法和解。

每次想到這兩個人的故事，我都會聯想宿敵這個字眼，兩個人的生命線藉着競爭互相追趕，又藉追趕不斷昇華，天下間恐怕他比你的愛人更像知己，而你也成為他的羈絆。想到這裡，我很期待命運快些安排那個宿敵出現，刺激我去跨越，讓我有能力跨越天空。

於是我從不忌諱說我的夢，因為我一直等待一個讓我忌諱的機會。

請關注書店老闆桂民海失蹤

高鐵一地兩檢引伸內地公安來港執法的問題鬧得火熱，卻沒有太多人談及銅鑼灣專售政治禁書的書店老闆桂民海在泰國被中共人員緝部一事。泰國政府已承認向中國引渡一批人士，據報公安在桂民海的電腦上找到一份禁書交付及連絡名單，意味公安已掌握這批人的去向，等待逐個人間蒸發的機會。

對於反共的前線作家們或海外民運人士，本以為只要不踏進中國境內就可以暢所欲言批判習近平政府，卻沒想到一次外遊將足以致命，不單要淪為在囚者，更因為消息被禁制，家人難知吉凶，也得不到公平的審訊，卻沒有一位議員為這位在香港經商的瑞典籍生意人說一句話，要求香港政府嚴正交涉來保障言論自由。這種錦衣衛式的恐怖统治，預料會逐步滲入各個階層（例如網媒的辦公室被黑社會打砸）。

無形的敵人比闖入查理周刊的槍手更可怕，因為幕後黑手最顧忌的正是觸發群眾迴響，只有在香港人不理不睬的背景下才可伸出爪牙，向所有忤逆者施暴。請你醒一醒，這種蘇聯擅長的秘密警察把戲正在香港發生，群眾若不互相製造聲音掩護，到你出事的時候別旨意香港警察會為你立案。

撒尿的女人：暴力美學之始

一個看AV的男人或者想目睹女優在高潮一刻潮吹的樣子，但他可能會抗拒鏡頭特寫一個女人在馬桶上小便，因為後者沒法引發他的性興奮，卻令他反胃；所以，他會將一個看到女人小便就勃起的男人稱作變態或戀便溺癖。他不了解，所謂性慾總是在羞恥的邊緣爆發，太遠不能，越過了那條界線也不能，而每個人都各有一條自設的界線，而畢卡索1965年所畫的《撒尿的女人》（La Pissues）正正就要挑戰世俗這條界線。

性愛可說是最神聖也最污穢，他發生於屎尿之間（肛門和尿道），湊巧的是所有生命都誕生於屎尿之間，我們從母親陰道的羊水滑液中進入世界，作者猜想，我們跟綠海龜返回孵化地產卵的本能一樣，驅使每個人嘗試重返這個通往世界的出口。男人透過女人的肉體上尋找，而女人透過男人進入肉體時感受到。

日常生活中不容許我們凝視陰部，甚至連女性自己也不太想凝視這地方，作者再次強調，藝術作為存在的探針，就要讓人看見平常看不見的東西，古希臘起已有很多裸體的畫作和雕塑，卻統統強調美感，刻意掩蓋人體污穢的真相。

畢卡索用畫筆，把藝術舊世界中那緊閉的陰部打開，尿液灑下之際正是史上最暴力的一刻。所謂暴力，不單純是鮮血四濺或內臟剖開，而是破壞既有秩序的一個大動作，畢卡索像掀起挪亞時期的大洪水，破壞了世人對羞恥的定義，強迫觀賞者去凝視這個小便的地方。或者，他就是看見女人小便就會勃起的那類男人。

有趣的是，之後有很多女人脫去衣服，用相機拍下自己小便的樣子，以為這樣就很前衛、很藝術，卻永遠比不上這幅立體主義畫作的情色和暴力。

（我怎會突然寫出這個題材呢？我又很久沒看過AV，沒看到女人小便的畫面。或者，這是來自畢卡索的天啟。）

在他面前，你配不上說民族大義

日企三菱重工的國產MRJ客機成功試飛，當我們取笑華製的C919客機不知能否飛得起的時候，某中年君就起勢維護C919一定飛得起，還引伸這一段話：「你們根本是媚日，沒錯，你可以不支持共產黨，但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中國人一定要支持中國人。」我們相視而笑，眼神的意思是「這也能扯到民族？」

我們這年輕一代，常被上一輩詬病民族意識薄弱，我們又何嘗不對談到民族就拒絕理智的人感到無力呢？這是一道永遠不能互相諒解的鴻溝，但仔細想想，很多拒絕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年輕人，本質上不反民族主義，他們欣賞台灣人的本土情懷，欣賞法國人的生活品味，欣賞日本人的潔淨和品質，欣賞韓國人對大韓文化的尊崇，偏偏就是不賣中國人的帳，再準確一點來說，他們也喜愛中華文化，但這文化必須不臣服於中國政府。

民族主義是高尚的，但由侃侃而談是廉價的；我們尊崇錢穆和唐君毅對中華文化的憂戚，卻蔑視老人們呵斥不夠愛國，歸根究底年輕人並非抗拒民族主義，而是抗拒「你所主張」的民眾主義，一種毫無深度、為撐而撐、劣質虛偽的口號式民族主義。（送子女到外國的高官，今時今日沒資格叫人愛國，但在清末維新時期，送子女到外國卻是捍衛民族的救國行動。）

在奧運，我們支持劉翔奪金，因為那是中國人罕見的光榮；但在被中國選手壟斷的乒乓賽上，我們該為憑努力擊敗中國的日本選手鼓掌，還是該罵為日本人鼓掌的中國人不愛國呢？我無疑會鼓掌，特別是日本人的民族大義，沒有中國人那種貶人抬己的自卑式自驕。

可是，在三島由己夫的眼中，日本大眾卻是不夠愛國。那時正值日本戰後復甦初期，人們爭着摒棄黑暗的過去重建生活，但三島覺得這樣日本人就會跟大和傳統文代愈走愈遠。這位曾三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男人，著作《金閣寺》正正反映被拆毀的日人價值觀，三島試圖用作品和行動復興人民對日本的愛，卻不得要領，大眾覺得武士道精神已不合時宜，經濟才是王道。

三島受人尊崇的地方不局限於著作上的豪言壯語，他更身體力行捍衛民族精神，甚至發動政變，希望透過挾持事件向世人證明他不是鬧着玩的。從理論到實踐，三島貫徹他的民族精神，卻敗在日人們的冷漠，彷彿整個東瀛僅餘他和幾個朋友稱得上愛國，其他人卻對民族存亡毫無興趣。他勇於接受失敗，並以武士道最高境界來肯定他生命的價值：切腹。

自殺通常是意志消沉的表現，但切腹卻需要意志堅定，是一門以死亡頌讚生命淒美的藝術。他不斷鍛練肌肉，把最好的一面獻給生命的最後一幕，而且邀請記者見證，並由好友負責砍頭（雖然最終砍了四次才斷，三島大喊「再大力點」，承受更大痛苦）。有甚麼比付出鮮血更加愛國呢？在腸臟橫流的一刻，三島想證明一個想法：無論世界怎樣叫人屈服，我也絕不會屈服。

每次聽到人教訓人不愛國的時候，我都會想像三島腹肌上的鮮血往他們面上濺，叫他們嚇啞和收口。

意識病毒的傑作：V煞大示威

今年的十一月五日，倫敦街頭上演一場假戲真做的大示威，數百名市民戴上V煞面具衝擊警方防線，禁燒卡梅倫的玩偶，彷彿電影《V煞》的一幕即將成真。幸好，街上的廣播器並沒有奏起《1812序曲》，載着炸藥和棺材的列車沒有駛過國會大樓的地底引爆，卻證明了V煞的號召力，讓戲裡戲外的公民覺醒，討回應得的自由。

慢着。現在的英國不自由嗎？像戲裡被極權控制着嗎？不是，於是V煞們陷入了疑問，他們不真是要反政府，只是中了意識的病毒，在業力的驅使下在十一月五日當天回應這病毒的呼召：

Remember, remember! 
The fifth of November,
The Gunpowder treason and plot;
I know of no reason
Why the Gunpowder treason
Should ever be forgot!

誰掌控了意識，誰就掌控了人的意志，V煞的成功正是他能灌輸理念，扭轉市民本來的人格，把內心的抗性完完全全牽引出來。人們擁戴V煞，全賴他目的上的善掩蓋了手段上的髒，不過，我也相信即使他心存惡圖，亦有很多人受他打動起革命。

歸根究底，成王敗寇，當劉邦成為皇帝，沒有人敢取笑他自稱赤帝之子的宣傳技倆，同樣可笑的事最近亦在廣州的一間洗衣店上映。一名自稱項羽後人的老闆，在唐朝預言書的《推背圖》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有感自己將是天命所歸的新中國總統，迷信亡秦必楚，就在網上招兵買馬，策劃在廣州策動恐襲來推翻共匪政權。手段不是和V煞同出一轍嗎？然而，他所刊發的反書太顯眼，公安在他未行動前就把他們一網打盡，預言終於落空。

別取笑，推動人類文明的往往起源於此等可笑的事。

（註：《1812序曲》，柴可夫斯基以俄軍抵抗拿破崙入侵藍本所作，由於內含法國國歌馬組曲，深受法國人討厭。有些錄音版本真的找來多門大炮來代替不斷進擊的大鼓聲。）

民主女神就不可以是政棍？

緬甸將於今日舉行首次開放的全國大選（軍政府保留四分之一議席），反對派昂山淑姬領導的全民盟預料取得大多數議席，由於丈夫和兒子是英國人，修憲失敗後她亦失去總统資格，就在前幾天她向外界宣布，她將凌駕總統（甚至憲法）管治緬甸新政府，這和普京凌駕梅德偉傑夫的情況類似。

軍政府會否坐視不理還看明天，作者想大家重新檢視一下昂山淑姬這個政客。她多年爭取在軍政府手上解放出一個民選政府，而被幽禁多年，在英美媒體吹捧下奉為緬甸的民主女神，作者也相信很多香港人期盼「今日緬甸，明日香港」，尊敬昂山淑姬，甚至先設了她是一個好人。然而，政客就是政客，沒有所謂好人不好人，只在乎她是否做實事，還是沽名釣譽。

在佛回兩派廝殺時，她不介入調停；在緬甸礦工被中國剝削時，她負責調查卻維護中方利益；在羅興亞人在海上被迫害時，她拒絕幫助他們融入緬甸社會，被外國媒體質問「昂山淑姬，你在哪裡？」在民主女神形象背後，她不過是美國輸入民主的代言人，被媒體包裝成為民請命的抗爭者，在專制的高牆下，她假借雞蛋的光環而受到擁戴。作者並不否定昂山對緬甸民主發展的付出，卻想指明「登盛是奸，昂山是忠」之類的黑白政治觀往往窒了判斷。

因為，「執政者是奸，反對派是忠」（反亦如是）的想法在專制瓦解初期非常常見，歷史卻教訓我們，帶領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黨是比路易十六更兇殘的斷頭台暴政，在貪腐國民黨手上解放新中國的卻是更貪腐的共產黨，推翻法老王穆爾西的穆斯林兄弟會完全管治無方，香港的民主黨變成賣港的代名詞，甚至開始有人憂慮蔡英文上台後會否言過其實。這樣的評斷聽起來很「藍絲」，彷彿在維護原有的執政者，但這不是作者的原意，我只想帶出在政權更替之際，別要盲信反對者就是正義的一方。

正義？愈是自恃正義的愈不可信（香港就有個正義聯盟）。

抖下抖下，人生就抖完了

一個人的休息方式決定了他竹產出力，一般人都懶洋洋躺在梳化或床上，或上網看無聊事物或打打機，也有人大快朵頤減壓，也有人覺得下廚切切芹菜洋蔥可以令人放鬆，早前就興起成年人玩起填色簿來，證明人有時也需要不動腦筋去做一些重覆工作，抹抹地砌砌拼圖，令自我由慣用模式轉換成待機。

每個人都需要睡眠，但更多時我們以為自己太需要睡眠，而白白把時間睡光，不了解恢復的方式多的是。交替休息法讓人以持續運作的方式保持精神的高度，如果你平常做慣了重覆而靜態的工作，你的休息就適宜創意或好動的活動；如果你平常經常用腦或精神緊張，重覆的工作就可以讓人平靜下來。

最終，你除了做了有建設的事情外，最大的獎勵是一頓容易的睡眠，因為你在日間的精神得到充分運用，那應得的疲勞令你更快入睡。相反，累人的失眠，往往是你日間無所事事過多，休眠太久，徒然的精神使翌日更加疲累。

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睡眠，何必睡得更多呢？我有時會羡慕不寐症患者在漫長的夜做多很多事情，不過我聽過最變態休息的人就是村上春樹，在他寫作初期總是在酒吧一整天工作打烊後寫上四個小時，聽起來也很合理，大部分作家都是工餘寫作。變態的是他發明了一個模式，叫左右腦交替休息。他除了是個小說家，還是一個翻譯家，他聲稱創作故事時是用右腦，有條理分析外語是用左腦，於是當他寫小說寫上幾個小時覺得累時，就拿起翻譯的稿件讓左腦代替右腦，到幾小時後左腦累了，又拿起小說寫下去。如是者，他用別人寫好一本小說的時間，同時也譯好了一本小說。

你是否也很想做這種海豚人呢？

我首本小說終於面世

今天，我終於從出版社取得我第一本小說《地球另一端》的實物，既實在又不實在。實在是我一年前那些不着邊際甚至不存在的想法付諸實行，三個多月寫好後經過多番修正、交涉、設計，最終投入印刷，由貨車穿過大街小巷運到出版社，來到我的手上，我令到這個世界多了這麽的一本書，這一本書又改寫了我人生的去向。而這個去向，很不實在，因為我可能自視過高，我妄圖扭轉世界，結果被扭轉的人可能是我，生命的豪賭輸了，我打回了原型。

出書可納入與結婚同一級數的人生大事件之一，一個人正式背離大眾、向大眾展示如此的一個人，但這位出書人同時意識他只是書店裡芸芸展示者的其中一個，無人問津的作品何其多，每季書店都要騰出空位展示新書，為甚麼偏偏是你的作品被選上呢？市場自有一套現實的營銷方針，但我是作者，我所考慮的是我要寫甚麼，而我的堅持是寫一些你們不曾看過的東西，一些在其他書裡沒有的文字，一些新的事物。然而若沒有人打開封面，意義就沒法從內頁躍入你的世界。這是做紙媒的經常告訴我。

認識我的人不多，但我寧願世人不曾認識我，把目光留在作者的作品上，去欣賞、討論、批評，藉此鼓勵我繼續衝擊世人的意識，把更多個體從一般人的共性中拯救出來。我不會忘記人生是過渡、是沒落，我必須趁我還未衰落的時候做些甚麼，這正是催迫我寫作的力量，我前進不為留下痕跡或回憶，我的意志是拓荒。

而創造未來，不模仿他人的未來，我才得到解放，得到自由。

他（她）們叫海吉拉

在印度旅行時幸造訪當地人的一個婚禮，他們是大戶人家，派頭和裝飾都十足，但令我分外留意的是一群坐在旁席準備表演的舞者，他們打扮極為嬌艷，但從骨格和外貌看一眼就知道是男性。朋友解釋他們在種姓中屬於最卑賤的一級，人稱「海德拉」的中性人或閹人，在宴會中擔任舞者，但一旦離開宴會，就淪為人人鄙視的異種人。

照實說，看見他們粗獷的外表略帶幾分妖媚，我不太想跟他們攀談，人心就有排異的傾向，但一上到舞台，他們女性化的內在就轉眼解放，性別頓時變成形而上的東西。他們在印度文化佔着重要地位，卻得不到他人的尊重，有病也沒有醫生肯應診，是印度教神的使者，卻不被人當成人般看待。

印度比很多國家更早確立「第三性」的地位，可能和基因有關，不少人天生就有兩套性器官，他們心理認知上是一個女性，在未發育的階段就在骯髒的環境下由家人進行閹割，接受海吉拉的訓練，離開家人進入一個獨立的母系社會，老海吉拉照顧着小海吉拉，這樣可以讓他們在受擠壓的社會中生存下去。

海吉拉努力賺錢，有的為較好的生活，有的為進行正宗的變性手術，讓自己正式成為一個女人，即使自知沒有可能，但很多人都不肯放棄嫁夫生子的幻想，這種命運的悲劇不斷地重複，他們出生就註定成為海吉拉，而不是老師，而不是的士司機。

自我的無助感在這領域失去了效力，因為和海吉拉相較之下，城市人的無助可說是微不足道。

關於「作者」這個筆名

今天我要介紹一個人，也希望你能向朋友介紹這麽的一個人。由去年平安夜至今，我的第一本小說《地球另一端》即將投印，這時出版社接頭人向我問了個很怪的問題：「你是否一定要用「作者」這個筆名呢？我怕發行商以為入錯資料。」當我確認一次後，對方說擔心用這個筆名會影響發行和銷量。我心想現今的書籍發行真是如此脆弱嗎？C.S.Lewis也用「文士」作筆名吧。

我不是名人（諸如王貽興、卓韻芝、李家仁），也不必利用市場把本名發揚光大，我還未寫書時就構想過很多標奇立異的筆名（九把刀、激烈的海膽是好榜樣），但發現只有徒然的自我膨脹。出名自有出名的着數，但也可能出名而墮落，某一天靈機一動，就發現「作者」跟我情投意合，脗合我的幽默、性格和哲學。

作者可謂一個最自大亦最謙卑的筆名。假若我用作品贏得這個稱呼的專利，那麼其他作者用作者自居時就會有所忌憚，而真正談論我的時候少不免加上「」引號，我也希望能令這個平凡字眼超凡入世。當你在介紹上看見「作者：作者」，趣味油然而生，但同時我說他是最謙卑的，是因為你難以google「作者」便找到我，你必須搜尋我的作品才可以發現我的作品，這也是我的小說哲學：抹去作者的自我，把權力歸還故事本身。

上帝叫阿當命名萬物，名字隱藏擁有和從屬的意思。小說來到廿一世紀，經過虛無主義的洗禮，強調個體，人人都可以是作者，最簡單的故事可謂「我」的經歷，第一人稱小說，因為你想到甚麼就可以寫甚麼，他者不過是自我的材料，文字變成我命令世界的過程。即使很多人用第三人稱寫作，讀者也很容易從角色的對白和心理描寫發現作者的特徵，例如村上春樹是愛爵士樂和威士忌的木訥男人。角色就是作者部分人格的化身。

我在創造角色的過程中也加入個人經驗和想法，然而，我很快就發現一個危險，自我是有限的，如果我繼續下去，寫再多的小就也不過是不同的背景設定、同樣的男女主角，小說淪為自言自語，違背我求不同的心。所以，寫小說由容易（我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變成艱難，我必須阻止自我意識取代角色的體會和想法，推敲角色面對場景轉變該做甚麼抉擇，才可以創造出多樣而充滿人性的故事。這也是莎士比亞偉大之處，沒有人能從他的作品中了解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追求的是小說的「無我」境界，在這個八卦時代，不妨少點談個人，多看不同面向。不用因為喜歡我才看我寫的東西，只要作品可以啟發人，誰寫又有甚麼重要呢？

「唔該，我想問有沒有作者的新書？」

「哪個作者啊？」店員疑惑。

「那個作者啊。」

「甚麼？」

「算了，是《地球另一端》。」

討厭政治卻一無是處的世人哪

本來甚麼與人民福祉有關的都是政治，但後來權力鬥爭凌駕於人民福祉，就產生「政治化」，於是才有人高呼「我討厭政治」，抗拒社會的質壁分離。很快，又有一群人討厭「我討厭政治」的人，批評他們犬儒，強調權力矛盾未解決的話，人民便得不到福祉。

而藝術，可以剖開政治，也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當我想到，畢卡索透過畫作攻擊佛朗哥的暴政，受盡世人和敵方的稱許，但世人忽略了他正身處國外，才可以肆無忌憚嘲笑，你就會發現表面上藝術介入了政治，但實際上正因為畢卡索離地才可以介入。相反，在史達林鐵幕下的蕭斯塔科維奇，或為希特勒指揮黑色貝九的富特文格勒，總是被扣上為政治服務的帽子，但相比之下，我覺得他們比畢卡索偉大得多。

共產主義下的藝術風必須是寫實，任何抽象意念都被視為不可控制，被宣傳部一一銷毀。小說《1984》也預言終有一日機器會取代人類創作故事，在一部設定好屏蔽字眼的電腦裡，工人只需轉動滾筒就可以產生句子，一句接一句的就變成小說。想砸毀這部機器的人，固然反對權力凌駕於藝術，但我也預測得到，這一大群人在破壞機器發洩一輪之後，回到自己的生活，卻不會欣賞他人的作品，更不用遑論生活的藝術。

所以，「我討厭政治」不就是最政治化的論述嗎？關鍵是，當一個人找到極多「討厭」的事，諸如政權、不公、貧窮、勢利……卻在他的生命中找不到可愛的東西，一旦沒有權力鬥爭，他的存在就淪為虛無。而無論在任何惡劣環境仍守護心愛事物的人，才是生活的政治家和藝術家。

祂將文學獎祝謝，就擘開

朋友說我近來寫的東西都太沉重，的確，我應該寫得輕盈一點，蔑視是人類的最大恩人，我又何必為城市人的窘態或社會的未來着想呢？抗爭的人和愚昧的人夠多了，我也喜歡做些不同的新事物，其實在字裡行間很少談及香港的時事，中東反而有多點合味的素材，於是我第一部小說就此誕生了。

作為未來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笑），一直留意着其他作家在寫甚麼，也和朋友談論過孤泣、九把刀等等，事實上寫書立說的人很多，但大都不是屬於文學獎的類別，「我手寫我心」的層次太低了，評審們偏好的並非擅於說故事的人，而是主力寫時代的作家，例如最新得主就以描寫蘇聯统治下的人民見稱，相比之下專寫孤僻城市人的村上春樹就絕不入流，反而三島由己夫寫民義、寫武士道才合諾獎的口味。

我該怎寫這個香港、這個時代呢？有甚麼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素材呢？

我很喜歡一句名言：文化人都對政治迫害有種迷戀（這句名言剛剛誕生）。如果要創造一個屬於香港回歸後的一個大師級作家，故事恐怕大多圍繞香港的核心價值怎被無能政府和鐵腕中共蠶食而已，這不都是有目共睹嗎？還有甚麼可寫之處呢？但這位大作家，一定為到他的作品被內地禁止出版，而感到非常自豪。

因此，我尤其喜歡米蘭昆德拉的這個故事：赫拉巴爾是捷克當昤最偉大的在世作家，他的幻想無遠弗屆，醉心於平民百姓的生活經驗，大家都讀他的作品，都很喜歡他。他的非政治化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在一個「凡事皆政治」的體制下，他的非政治化苦非天真無知。他的非政治化嘲笑意識形態橫行的世界。正因如此，有很長時間，他受到相對的冷落（對於所有官方推動的事務來說，他完成派不上用場），但也因為同樣的非政治化（他也從未投入任何反對政府的政治活動），在蘇聯佔領期間，沒有人找他麻煩，所以他可以出版幾本書。

昆德拉的朋友怒罵道：「他怎麼可以在同行被禁上發表作品的時候，還還別人出版他的書？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替政府背書？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說？他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赫拉巴爾是通敵分子。」

昆德拉以同樣憤怒回應：「赫拉巴爾作品的精神、幽默、想像，都和統治者的心態背道而馳（他們想把我們窒死在精神病患的束縛衣裡），說他通敵，這是多麼荒謬的事？讀得到赫拉巴爾的世界和聽不到他的聲音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只耍有一本赫拉巴爾的書，對於人們，對於人們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過我們抗議的行動和聲明！」

我們的歧見是根本的，獨立於情境之外，這種歧見存在於兩種人之間：認為政治鬥爭高於具體生命、藝術、思想的人，和認為政治的意義在於為具體生命、藝術、思想服務的人。這兩種態度或者都合情合理，但是誰也沒法跟對方和解。

結婚36小時

Eva這天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做他的女人了，這個名份她等足十幾年，事到如今反有些失落，驚覺這不過是一個抹殺遺憾的小儀式而已。每個女孩都嚮往過夢幻婚禮，穿着十幾米裙擺的婚紗從螺旋樓梯步下，享受沐浴在艷羨眼光之中。突然，一個惱人的吻壓下來，把她種種幻想驅走，留下的只有惶恐不安，她寧願回到情婦別墅中，慵懶地享受一個下午。

她有一個習慣，每天都會換六至七套新衣服，來掩蓋鏡中自己的空虛，尤其在親愛的表妹探望後尤其寂寞，她不知道男人幾時會來，卻害怕他來到的時候發現她邋遢不堪，所以要無時無刻保持最美好的一面，神經兮兮不時在鏡前審視自己。現在，鏡變成男人，他卻無視她的美抑或醜，只在努力從這個吻中努力尋找，到底尋找甚麼呢？Eva明白了，是情婦的慰藉，戴上婚戒後，她仍是一個情婦。

很多人以為情婦就是妻子以外的另一個女人，這只是被低俗的男人玷污了，事實上，他從未結婚，但Eva的確是他的情婦，而不是女朋友。女朋友是公開的，情婦卻是私密，不可被世界所知，因為男人害怕當他跟世界搏鬥的時候，心愛的女人會成為他的弱點，也因為他覺得愛情跟他鐵漢的形象格格不入，也像一個男明星為了捍衛女粉絲的性幻想而隱瞞地下情。但如今，男人覺得沒所謂了，因為世界已背叛他，在這個短暫的時光，他覺得應讓Eva得到她應得的東西。這裡的賓客不多，但足夠了，他驟然覺得婚禮和喪禮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每個人都喜悅，但每個人都哀傷。

簡單的宴會後，他們疲憊地睡了一覺，醒來後享受過別具意義的一吻後，他們還是要面對世界處理瑣碎事。Eva吃過簡單的早餐，選擇繼續睡覺，到醒來的時候，發現男人望着她，她覺得現在最美的狀態就是睡着的樣子。她不記得自己睡去又醒多少次，但當男人在她的手中擺上一粒膠囊的時候Eva知道該醒了。她主動開了一瓶最好的佳釀，兩個人飲光了，又開了一瓶，醉的感覺開始湧現。

男人命令Eva要親眼看見她咬破膠囊，她明白男人害怕會被她所背叛，於是擺了個俏皮臉，吐舌頭讓她檢視那苦杏仁的味道，像檢視裁縫為她訂造的新衣一樣。

坦克穿過柏林，紅軍在狼堡深處的一張梳化上發現了Eva，身旁有個太陽穴溢血結痂的男人。

他們拍照，但不攝影

你用鏡頭看世界，世人用雙眼看鏡頭後的你。

小六生手執一部單反相機，在畢業營中把他的同學據為己有──存在記憶卡中。他未曾學過構圖的美學，營地也沒有甚麼令人讚嘆的建築。他命令拍攝的對象擺著相似的表情，伸出勝利手勢，啪嚓，同學便爭相在那3.5吋的屏幕上檢閱自己。
他們到底想得到甚麼呢？
總之非常滿足。光是執著這部相機已有超卓的成就感。

中學生用iPhone拍下與男友的親暱照，藉著無限量上網計劃，無忌地將相上載到Facebook。幾分鐘後已有八個人like，兩個留言。
兩個月後，仍是八個人like，兩個留言。
24小時內的東西才是真正存在。

星期日清晨五時半，政務官就執拾行裝，將六萬元的長鏡頭袋好，出發往后海灣。遠看是一排伏在戰壕上的炮兵，敵人卻是一群覓食中的候鳥。按下幾千下快門，就有資格自稱環保人士。
特首接受訪問時說：「我最鍾意等黑臉琵鷺，因為全世界得2000多隻，但香港年年都有幾百隻飛來，牠們經常在水邊左掃右掃捕食，得意到不得了，有時要影牠飛起先夠挑戰。」

「留個紀念吧。」他對著赤裸的女友說。
分手後，她終日惶恐。

「我想買一部相機。」
「請問哪一個型號呢？」

「攝影師總是會走到人生體驗的邊緣，給人們展示出那一刻正在發生的事情。
有時候，他們還會置自己的生命於不顧，因為他們認為你們會給出一個公正的評價。
他們相信你們的本能判斷，相信你們的大度，相信你們關於對與錯的判斷，
相信你們有一顆與他人同呼吸的心，相信你們不會接受某些不可接受的事實。」
James Nachtwey

標題後來加的

當我告訴朋友我將要出一本書，他們在驚訝之餘會反問我是本怎樣的作品，當我回答是小說時他們就更驚訝，當知道是長篇的時候就愈發誇張，而他們也報答一個令我驚訝的事實：「我看書，但不看小說。」

我倒悅納他們回答說：「我不看書。」

我追問他們沒看過小說嗎？幾乎除了金庸外便沒有其他例子，於是我更加鐘愛那些喜歡涉獵不同小說的朋友們，讓我感到仍有希望。不看小說的大家都很難準確描述原因，大多說沒有恆心看那麽多字，或沒有興趣，或寧願讀些增廣見聞的揭秘書及史料。

我不打算去分析，雖然我有能力去分析為甚麼大多數香港人不喜歡看長小說，但這類分析有助於吸引他們來欣賞小說嗎？我們正活在一個到處都是分析的世界，博客和專家們爭相為各個社會事件評論，希望啟發他人，我也喜歡inspired的感覺，也寫過不少，但說教過多，道學就失去對人類的作用力。你會被反問：「沒錯，很獨到，很精闢，so what？」世界問題頻生難道因為人們無知嗎？

評論員太多，小說家太少，但不要說好的小說太少，只要你認真尋找，你就會發現太少的是時間。但容我在這裡下個不好聽的註腳：坊間寫苦戀的小說太多，很有市場但也縱容了市場。為甚麼我要決定做一個小說家呢？小說是一門藝術（你不會認為評論是一門藝術吧？），是將思想和感覺的每一個面向完全展開的方法，好讓生命不至於縮減為單一的維度。人生只有一遍，你沒法突然去活另一個人生，只有透過故事裡的角色體會他生。如此說來，掌管小說的天使會把只寫愛情小說的寫手們抓起來，控訴他們怎麼把小說弄成只得苦戀的單一維度。

所以，當小說不再是個拓荒者，而是一個給予娛樂、和應自戀讀者的小丑，世人漸漸就失去了興趣（我拒絕分析，反而引來了結論）。我這篇是評論嗎？是散文嗎？是小說嗎？因為故事太少，所以不算小說？

沙特不願意說「小說」、「小說家」，他只說「散文」、「散文家」：「重要的是我們想寫甚麼，是蝴蝶或是猶太人的處境。如果我們知道了，剩下的就是決定如何去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