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與真

海德格說藝術不是美感（Schönheit），而是對真理的體會（Wahrheitsvollzug ）。換句話說，藝術作品不是為了取悅觀眾才被創造出來，而我們對美感的讚嘆，源自在作品上所體會的真理。

再通俗地說，即使言詞匱乏如教育局長吳克儉，到日本看見紅葉也懂得狂呼「好正㗎」，每句空泛的「好正㗎」背後，都反映靈魂被自然演替的真理所感動，只是這個禿漢除了用「好正㗎」和相機鏡頭去回應美感，就沒法向他人覆述所目睹的真理。

所以，藝術有其先驗特質，凡人未經學習也天生懂得欣賞，但通過學習，我們就不單懂得讚好或舉機拍攝，更能覆述它美在何處（真理）。

百合花的美，源於它展示宇宙放射對稱的形成規律。

達文西《最後的晚餐》的美，因為採用透視法表達空間感，令耶穌成為焦點。

王羲之《蘭亭序》的每一個字轉達運筆的動態，體現行書的流暢和渾然天成，而不失公整。

莫扎特第40號交響曲之所以百聽不厭，因為他結合chromatic system 和diatonic system兩股力量，提供張力，把12個調性的變化發揮得淋漓盡致。

畢卡索的立體主義大行其道，因為他象徵藝術史後期反傳統闢新路的可能，質疑相片式的寫實，努力擦除最多的線條，追求貼近物象的本質。

差利卓別靈的默劇的成功，因着他以動作作為語言，以不合理的情景諷刺現實的荒謬。

真理數之不盡，但中小學不會這樣教美學，只會叫小孩交好勞作。海德格從「詩人的詩人」荷爾德林的作品中體會到，人類藉科技成為多知者，卻同時面臨終極的喪失，我們荒廢了令生活充實的能力，對世界的觀察趨近平面而遠離多向，交談流於表面，結局是離神聖者愈來愈遠，步入神的黑夜、諸神的黃昏。

不過，當你在沉寂的生活中重見真理，便會雀躍起來，會在網上分享有意思的文章或圖片，已算是參與藝術，傳遞真理。我最喜歡的一幅，是有人在一張議會政客打鬧的新聞照上，加上一個黃金比例的螺旋。

潛行達利意識

薩爾瓦多達利的名作《聖安東尼的誘惑》源自一場比賽，當年電影《漂亮朋友》的導演想徵求一幅漂亮的畫作做道具，達利不知為了2500美元獎金還是想挑戰自己就參賽，卻不幸落選。達利沒有失望，因為他有妻子卡拉的讚美就足夠。

聖安東尼的誘是西方藝術史上常用的題目，來自修士安東尼(畫作左下方)抵抗美女、妖怪、惡魔的傳說，來到達利超現實的手上，就出現他簽名式的元素：四足修長的高空大象。每隻大象都馱着一堆奇怪的東西，觀眾或者會推敲分別象徵甚麼，但這樣做就錯了。

達利的哲學，就是發掘潛意識的力量，但有人批評他所謂潛意識的景物，都是畫家主觀地構思出來。潛意識是甚麼？那就是被意識忽略卻又左右意識的東西，所以在達利的畫作上尋找目的應該會無功而還，因為目的屬於意識層面。

根據達利司機的說法，這位老闆有很強的集物闢，在街上看到甚麼有趣的東西都會叫他載回家，他更認出畫中第四隻象上面屋頂的人像正是從百貨公司購得的，堆放在達利的屋企。

但他很快就忘記自己放置了甚麼，如是者屋頂愈積愈多：我們的潛意識就像屋頂或那長腿大象，存放我們覺得有意思但遺忘了的收藏。

他最愛的妻子卡拉，挺着乳房佇立在噴水池頂，我想像達利派遣妻子誘惑安東尼，而他跟卡拉解釋這個構圖時，必定流露出調情的笑容。

大象馱着各樣慾望 (金錢、情慾、宗教、權力)，沉重而高高在上，卻是脆弱地立足緩進，在巨馬的引領下叫聖人屈服。安東尼只好用十字架抵擋，望着達利的妻子，由於背對我們，所以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勃起。

藝高人藝高

我很喜歡插畫家Lycanium這幅《Loss》，強烈的對比質問觀賞者「哪一個比較痛？」好的藝術作品，通常會在表面意思下藏着五至七個意向，也就是人們常講的深度，抽象思考維度愈高才可領悟更多。

初級意向：如果你問一個小孩，因為他沒有死亡觀念，他會單從箭的數目說母狼較痛。

二級意向：認識死亡，我們懂倒果為因說因為小狼因一支箭就奪去生命，而母狼卻支撐得住，所以小狼較痛苦。

三級意向：但死亡就感受不了痛苦，還是母狼較痛。

四級意向：人的同理心令我們理解母狼有一種痛大於肉體，就是喪親之痛，中更多箭也比不上。

五級意向：母狼中更多的箭也沒有死去，相反小狼單單中了一支就斃命，我們會想到無辜之痛和不幸。

六級意向：我們會聯想母狼曾拚命保護孩子而身中多箭，小狼卻小命不保，牽起掙扎求存之痛。

七級意向：人的思維具有時空猜想能力，我們會判斷母狼在下一刻必定難抵重傷，與小狼雙雙死去。

八級意向：這個悲劇是誰造成的呢？是人類，是獵人，於是我們的痛苦化作痛恨。

但凡藝術創作（畫作、小說、戲劇、音樂）都追求森羅萬象的意思，冥頑者往往只執著一兩個表面意思，就自以為找到了，卻沒有覺醒自己是井底之蛙。

撒尿的女人：暴力美學之始

一個看AV的男人或者想目睹女優在高潮一刻潮吹的樣子，但他可能會抗拒鏡頭特寫一個女人在馬桶上小便，因為後者沒法引發他的性興奮，卻令他反胃；所以，他會將一個看到女人小便就勃起的男人稱作變態或戀便溺癖。他不了解，所謂性慾總是在羞恥的邊緣爆發，太遠不能，越過了那條界線也不能，而每個人都各有一條自設的界線，而畢卡索1965年所畫的《撒尿的女人》（La Pissues）正正就要挑戰世俗這條界線。

性愛可說是最神聖也最污穢，他發生於屎尿之間（肛門和尿道），湊巧的是所有生命都誕生於屎尿之間，我們從母親陰道的羊水滑液中進入世界，作者猜想，我們跟綠海龜返回孵化地產卵的本能一樣，驅使每個人嘗試重返這個通往世界的出口。男人透過女人的肉體上尋找，而女人透過男人進入肉體時感受到。

日常生活中不容許我們凝視陰部，甚至連女性自己也不太想凝視這地方，作者再次強調，藝術作為存在的探針，就要讓人看見平常看不見的東西，古希臘起已有很多裸體的畫作和雕塑，卻統統強調美感，刻意掩蓋人體污穢的真相。

畢卡索用畫筆，把藝術舊世界中那緊閉的陰部打開，尿液灑下之際正是史上最暴力的一刻。所謂暴力，不單純是鮮血四濺或內臟剖開，而是破壞既有秩序的一個大動作，畢卡索像掀起挪亞時期的大洪水，破壞了世人對羞恥的定義，強迫觀賞者去凝視這個小便的地方。或者，他就是看見女人小便就會勃起的那類男人。

有趣的是，之後有很多女人脫去衣服，用相機拍下自己小便的樣子，以為這樣就很前衛、很藝術，卻永遠比不上這幅立體主義畫作的情色和暴力。

（我怎會突然寫出這個題材呢？我又很久沒看過AV，沒看到女人小便的畫面。或者，這是來自畢卡索的天啟。）

高音C之王：巴伐洛堤

我的家的窗外有座綠油油的山，山上有間地藏王廟，用很多鋅鐵皮搭成的那種。每年到了十一月，就會在大空地上用竹枝搭起一個戲棚，在早上你不願起床之際大鑼大鼓，半個月的噩夢就此展開。神功戲主要在晚上八時做到十一點，花旦和武生不住的打筋斗和鬼哭神嚎，應該是區內老人社群一年一度的盛事。問題是戲子們都是早起的鳥，早上八時許就開始練合尺，樂師們的鎖鈉聲不斷重覆同一段旋律，長期煩噪的環境，讓我感化出如地藏王平靜的心境。

我有仔細去聽，嘗試去欣賞這種中國文化的瑰寶，卻無法從篤篤撐撐啲啲打打的和鳴中找到任何美感。為什麼同樣是歌劇，歐式的會長做長有，但Chinese Opera卻難逃式微的命運呢？我認識中樂團的朋友，知道中樂學習了交響樂團的結構後能創造出宏大的作品，但作為大戲的配樂，卻維持在小規模的點綴，不講究旋律交代劇情，換句話說，大戲仍局限於視覺，樂器未得到跟唱功平等的對待。

你或者會懷疑，西方歌劇跟大戲同樣沒有太多欣賞之處吧，再加上我們不懂意大利文或法文，根本不知道台上的人唱甚麼。但西方音樂的厲害之處，正是它超越了語言的界限，即使一個市井之徒不知道它唱乜X也好，也能交代劇情，也能震撼和感動人心。今天我介紹你聽一段短短七分鐘的法語歌劇《軍中女郎：啊！我的朋友！》(La fille du régiment: "Ah, mes amis")，出名在於這是已故男高音巴伐洛堤的成名作，去到最尾，巴伐洛堤像完全不費勁的就唱出最著名的九個高音C。

巴伐洛堤出生寒微，如果沒有一個喜歡男高音的麵包師傅父親，就沒有輝煌的成就。高音是力量的表現，但差的高音不過是《中國好聲音》式的X嗌，好的高音有很強的穿透力，但不是靠大聲，而是靠穩定的共鳴。巴伐洛堤貴為高音C之王，除了高潮時的高音非常雄厚，在歌劇大部分時間，在處理微小而困難的轉音上也非常圓潤，所謂大師，就是舉重若輕。

(《軍中女郎》又稱《聯隊之花》，二幕歌劇，巴雅與喬治編劇，董尼采第（Donizetti）譜曲，1840年2月11曰在巴黎喜歌劇院首次公演。這是董尼采第43歲時的作品，也是用法國諧歌劇樣式寫成的代表作。)

準備好文藝復興了麽？

我獨個兒來到一間工廈cafe前，就見到有個好生在門前用手機為招牌拍照，發現我之後就急步離開。潮流興文青，也有站在高地的人們去區分文青和偽文青，我覺得追求文化底蘊雖有雅俗之分，但就像一間打開門做生意的餐廳，來者不拒。從觀察所得，在座諸位都不像有文化人的光環，我身後的兩個女人就落力談論鹽酥雞的優劣，遠處有一台談保險的，不曾發現我一邊監視他們，一邊在寫小說。

宏觀一點從文化歷史角度來看，我們正面臨一次現代文藝復興的契機。文藝復興的起源不是公民覺醒，而是經濟誘因，佛羅倫斯一帶商業興旺造就中產形成，令本來只為皇室和貴族服務的藝術家們解放出來，富有的百姓有權購買藝術，市場做大了，吸引更多人參與。在我眼中，文藝在近代沒落，也是經濟問題。

在十九世紀，藝術家們的創作除了靠賣作品，也全賴資產階級支持，但現代把一切經濟活動交給了市場，更開放的同時消費者也追求更廉價的商品，去到一個極端，不少人主張創作就是免費，因為它是一個興趣，而興趣就是無償。藝術家們在窮困日子中掙扎，竟由於被富有的大眾剝削。

亞里士多德創立學院時，就講明經濟充裕是談哲學的條件，奴隸需要工作根本沒有閒暇思考人生。今天呢？是甚麼依舊奴役着你呢？想扮演文青的人們本質上都是反奴役的，但他們不了解他們手上的購買力能夠解放不少營營役役的藝術家。他們捨得花過千元去買一個文青打扮，卻吝嗇花過百元去買一本書，我想可恨的地方大概在此。

只有文藝市場得到健康的保障，它才會回饋更多有價值的作品，也感化更多人變成真文青。

關於「作者」這個筆名

今天我要介紹一個人，也希望你能向朋友介紹這麽的一個人。由去年平安夜至今，我的第一本小說《地球另一端》即將投印，這時出版社接頭人向我問了個很怪的問題：「你是否一定要用「作者」這個筆名呢？我怕發行商以為入錯資料。」當我確認一次後，對方說擔心用這個筆名會影響發行和銷量。我心想現今的書籍發行真是如此脆弱嗎？C.S.Lewis也用「文士」作筆名吧。

我不是名人（諸如王貽興、卓韻芝、李家仁），也不必利用市場把本名發揚光大，我還未寫書時就構想過很多標奇立異的筆名（九把刀、激烈的海膽是好榜樣），但發現只有徒然的自我膨脹。出名自有出名的着數，但也可能出名而墮落，某一天靈機一動，就發現「作者」跟我情投意合，脗合我的幽默、性格和哲學。

作者可謂一個最自大亦最謙卑的筆名。假若我用作品贏得這個稱呼的專利，那麼其他作者用作者自居時就會有所忌憚，而真正談論我的時候少不免加上「」引號，我也希望能令這個平凡字眼超凡入世。當你在介紹上看見「作者：作者」，趣味油然而生，但同時我說他是最謙卑的，是因為你難以google「作者」便找到我，你必須搜尋我的作品才可以發現我的作品，這也是我的小說哲學：抹去作者的自我，把權力歸還故事本身。

上帝叫阿當命名萬物，名字隱藏擁有和從屬的意思。小說來到廿一世紀，經過虛無主義的洗禮，強調個體，人人都可以是作者，最簡單的故事可謂「我」的經歷，第一人稱小說，因為你想到甚麼就可以寫甚麼，他者不過是自我的材料，文字變成我命令世界的過程。即使很多人用第三人稱寫作，讀者也很容易從角色的對白和心理描寫發現作者的特徵，例如村上春樹是愛爵士樂和威士忌的木訥男人。角色就是作者部分人格的化身。

我在創造角色的過程中也加入個人經驗和想法，然而，我很快就發現一個危險，自我是有限的，如果我繼續下去，寫再多的小就也不過是不同的背景設定、同樣的男女主角，小說淪為自言自語，違背我求不同的心。所以，寫小說由容易（我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變成艱難，我必須阻止自我意識取代角色的體會和想法，推敲角色面對場景轉變該做甚麼抉擇，才可以創造出多樣而充滿人性的故事。這也是莎士比亞偉大之處，沒有人能從他的作品中了解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追求的是小說的「無我」境界，在這個八卦時代，不妨少點談個人，多看不同面向。不用因為喜歡我才看我寫的東西，只要作品可以啟發人，誰寫又有甚麼重要呢？

「唔該，我想問有沒有作者的新書？」

「哪個作者啊？」店員疑惑。

「那個作者啊。」

「甚麼？」

「算了，是《地球另一端》。」

討厭政治卻一無是處的世人哪

本來甚麼與人民福祉有關的都是政治，但後來權力鬥爭凌駕於人民福祉，就產生「政治化」，於是才有人高呼「我討厭政治」，抗拒社會的質壁分離。很快，又有一群人討厭「我討厭政治」的人，批評他們犬儒，強調權力矛盾未解決的話，人民便得不到福祉。

而藝術，可以剖開政治，也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當我想到，畢卡索透過畫作攻擊佛朗哥的暴政，受盡世人和敵方的稱許，但世人忽略了他正身處國外，才可以肆無忌憚嘲笑，你就會發現表面上藝術介入了政治，但實際上正因為畢卡索離地才可以介入。相反，在史達林鐵幕下的蕭斯塔科維奇，或為希特勒指揮黑色貝九的富特文格勒，總是被扣上為政治服務的帽子，但相比之下，我覺得他們比畢卡索偉大得多。

共產主義下的藝術風必須是寫實，任何抽象意念都被視為不可控制，被宣傳部一一銷毀。小說《1984》也預言終有一日機器會取代人類創作故事，在一部設定好屏蔽字眼的電腦裡，工人只需轉動滾筒就可以產生句子，一句接一句的就變成小說。想砸毀這部機器的人，固然反對權力凌駕於藝術，但我也預測得到，這一大群人在破壞機器發洩一輪之後，回到自己的生活，卻不會欣賞他人的作品，更不用遑論生活的藝術。

所以，「我討厭政治」不就是最政治化的論述嗎？關鍵是，當一個人找到極多「討厭」的事，諸如政權、不公、貧窮、勢利……卻在他的生命中找不到可愛的東西，一旦沒有權力鬥爭，他的存在就淪為虛無。而無論在任何惡劣環境仍守護心愛事物的人，才是生活的政治家和藝術家。

祂將文學獎祝謝，就擘開

朋友說我近來寫的東西都太沉重，的確，我應該寫得輕盈一點，蔑視是人類的最大恩人，我又何必為城市人的窘態或社會的未來着想呢？抗爭的人和愚昧的人夠多了，我也喜歡做些不同的新事物，其實在字裡行間很少談及香港的時事，中東反而有多點合味的素材，於是我第一部小說就此誕生了。

作為未來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笑），一直留意着其他作家在寫甚麼，也和朋友談論過孤泣、九把刀等等，事實上寫書立說的人很多，但大都不是屬於文學獎的類別，「我手寫我心」的層次太低了，評審們偏好的並非擅於說故事的人，而是主力寫時代的作家，例如最新得主就以描寫蘇聯统治下的人民見稱，相比之下專寫孤僻城市人的村上春樹就絕不入流，反而三島由己夫寫民義、寫武士道才合諾獎的口味。

我該怎寫這個香港、這個時代呢？有甚麼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素材呢？

我很喜歡一句名言：文化人都對政治迫害有種迷戀（這句名言剛剛誕生）。如果要創造一個屬於香港回歸後的一個大師級作家，故事恐怕大多圍繞香港的核心價值怎被無能政府和鐵腕中共蠶食而已，這不都是有目共睹嗎？還有甚麼可寫之處呢？但這位大作家，一定為到他的作品被內地禁止出版，而感到非常自豪。

因此，我尤其喜歡米蘭昆德拉的這個故事：赫拉巴爾是捷克當昤最偉大的在世作家，他的幻想無遠弗屆，醉心於平民百姓的生活經驗，大家都讀他的作品，都很喜歡他。他的非政治化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在一個「凡事皆政治」的體制下，他的非政治化苦非天真無知。他的非政治化嘲笑意識形態橫行的世界。正因如此，有很長時間，他受到相對的冷落（對於所有官方推動的事務來說，他完成派不上用場），但也因為同樣的非政治化（他也從未投入任何反對政府的政治活動），在蘇聯佔領期間，沒有人找他麻煩，所以他可以出版幾本書。

昆德拉的朋友怒罵道：「他怎麼可以在同行被禁上發表作品的時候，還還別人出版他的書？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替政府背書？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說？他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赫拉巴爾是通敵分子。」

昆德拉以同樣憤怒回應：「赫拉巴爾作品的精神、幽默、想像，都和統治者的心態背道而馳（他們想把我們窒死在精神病患的束縛衣裡），說他通敵，這是多麼荒謬的事？讀得到赫拉巴爾的世界和聽不到他的聲音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只耍有一本赫拉巴爾的書，對於人們，對於人們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過我們抗議的行動和聲明！」

我們的歧見是根本的，獨立於情境之外，這種歧見存在於兩種人之間：認為政治鬥爭高於具體生命、藝術、思想的人，和認為政治的意義在於為具體生命、藝術、思想服務的人。這兩種態度或者都合情合理，但是誰也沒法跟對方和解。

他們拍照，但不攝影

你用鏡頭看世界，世人用雙眼看鏡頭後的你。

小六生手執一部單反相機，在畢業營中把他的同學據為己有──存在記憶卡中。他未曾學過構圖的美學，營地也沒有甚麼令人讚嘆的建築。他命令拍攝的對象擺著相似的表情，伸出勝利手勢，啪嚓，同學便爭相在那3.5吋的屏幕上檢閱自己。
他們到底想得到甚麼呢？
總之非常滿足。光是執著這部相機已有超卓的成就感。

中學生用iPhone拍下與男友的親暱照，藉著無限量上網計劃，無忌地將相上載到Facebook。幾分鐘後已有八個人like，兩個留言。
兩個月後，仍是八個人like，兩個留言。
24小時內的東西才是真正存在。

星期日清晨五時半，政務官就執拾行裝，將六萬元的長鏡頭袋好，出發往后海灣。遠看是一排伏在戰壕上的炮兵，敵人卻是一群覓食中的候鳥。按下幾千下快門，就有資格自稱環保人士。
特首接受訪問時說：「我最鍾意等黑臉琵鷺，因為全世界得2000多隻，但香港年年都有幾百隻飛來，牠們經常在水邊左掃右掃捕食，得意到不得了，有時要影牠飛起先夠挑戰。」

「留個紀念吧。」他對著赤裸的女友說。
分手後，她終日惶恐。

「我想買一部相機。」
「請問哪一個型號呢？」

「攝影師總是會走到人生體驗的邊緣，給人們展示出那一刻正在發生的事情。
有時候，他們還會置自己的生命於不顧，因為他們認為你們會給出一個公正的評價。
他們相信你們的本能判斷，相信你們的大度，相信你們關於對與錯的判斷，
相信你們有一顆與他人同呼吸的心，相信你們不會接受某些不可接受的事實。」
James Nachtwey

看人做愛

出面下着大雪，他興致勃勃走到宴會廳二樓的一個側室，等待跟他一起來的女人，打算跟她表白，聽見她的笑聲靠近的同時，也聽到她跟一個男人說笑。他害怕起來，就縮到陽台，隔着玻璃和窗簾，見着男人摟進女人的腰進來。他的心冷得跟外邊的天氣一樣，看着他們極盡挑逗的姿勢，開始在茶几上做愛，然後穿回衣服，離開房間。第二天，打掃的婦人發現有個男人被埋在陽台的積雪裡。

平常人會看待這是一個男人自作多情被女人拋棄的故事，但我看到的是更悲壯的隱喻，一種隨着醒悟而來的恐懼。發高燒的男人是詩人，最後決定把生命獻給肺炎，而女人只是一個象徵。曾幾何時你和我都煽情地說，我不在乎這個世界，只在乎跟心愛的人一起呢？這句話表面上想證明你有多愛一個人，但實情反映每個人都被世界所拒絕，如果連心愛的人都拒絕你，你就絕對的莫衷一是。

被女人拒絕被難過得要死，但看着心愛的女人和別人做愛，就正如看着世界和其他人做愛，你猛然發現世界不是拒絕所有人，而僅僅拒絕你一個而已，除了死亡，還有別的依靠嗎？

其他人都跟世界做愛，只得你一個蹲在陽台隔着玻璃觀看，你知道你不能衝進去，也別無退路，這正是一個詩人的寫照，是米蘭昆德拉打算寫一個嘲笑詩人的故事，到最後誰也笑不出來。

陽台真的很冷，但房間的男女走了，也寧願留在陽台。

「我猛然起身。只要能停止思想，那就好多了。思想是最乏味的東西，比肉體還乏味。思想沒完沒了地延伸，而且還留下一股怪味。」《嘔吐》沙特

小說的葬禮

米蘭昆德拉在晚年感慨談及小說之死、一個時代的終結，我不知道他對《哈利波特》、《追風箏的孩子》、《1Q84》有甚麽看法，這些作家寫的是小說的遺言嗎？即使小說死了，人們對故事的渴求仍不會消失，製片人仍要找好劇本，不知死活的新晉作家仍努力度更煽情的愛情金句，倪匡也說過，小說只有好看和不好看兩種，你不會到書局突然發現小說的書架消失了。然而，昆德拉所談的是一種高度，小說的藝術，文字所編織成的美學意圖。

香港掀起一股嗜低俗的風潮至今，人們反矯揉造作，反自命清高，反偉大，反美感，高舉小人物，高舉粗俗，高舉真情流露，其實最終是想高舉自己，尼采預言一個虛無時代的開始，人們撕毁種種價值，換來的解答是低俗。低俗可以對抗謊言，嘲笑極權，確認一個人無論多賤也擁有人的價值和尊嚴。可是，當低俗成為偉大的王，新的恐怖统治便誕生，必須處決前朝各個偉大的王，而令昆德拉最不忍心的，是目送藝術被帶上斷頭台。

人民高呼無意義萬歲！無主席萬歲！多少能安慰一己的卑微。處決的名單上應該有昆德拉，幸運的話可能有我，罪名是捍衛小說的偉大。人們誤會小說就是故事，但它不只是故事，甚至可以沒有故事。小說是美學，反小說的體裁也是強調這種美學，就是詩意……啊……一個很久未聽過的字眼，一個最早被處決的君王，一個以隱喻揭示意志與表象世界下各種被遺忘存在的大巫師。

標題後來加的

當我告訴朋友我將要出一本書，他們在驚訝之餘會反問我是本怎樣的作品，當我回答是小說時他們就更驚訝，當知道是長篇的時候就愈發誇張，而他們也報答一個令我驚訝的事實：「我看書，但不看小說。」

我倒悅納他們回答說：「我不看書。」

我追問他們沒看過小說嗎？幾乎除了金庸外便沒有其他例子，於是我更加鐘愛那些喜歡涉獵不同小說的朋友們，讓我感到仍有希望。不看小說的大家都很難準確描述原因，大多說沒有恆心看那麽多字，或沒有興趣，或寧願讀些增廣見聞的揭秘書及史料。

我不打算去分析，雖然我有能力去分析為甚麼大多數香港人不喜歡看長小說，但這類分析有助於吸引他們來欣賞小說嗎？我們正活在一個到處都是分析的世界，博客和專家們爭相為各個社會事件評論，希望啟發他人，我也喜歡inspired的感覺，也寫過不少，但說教過多，道學就失去對人類的作用力。你會被反問：「沒錯，很獨到，很精闢，so what？」世界問題頻生難道因為人們無知嗎？

評論員太多，小說家太少，但不要說好的小說太少，只要你認真尋找，你就會發現太少的是時間。但容我在這裡下個不好聽的註腳：坊間寫苦戀的小說太多，很有市場但也縱容了市場。為甚麼我要決定做一個小說家呢？小說是一門藝術（你不會認為評論是一門藝術吧？），是將思想和感覺的每一個面向完全展開的方法，好讓生命不至於縮減為單一的維度。人生只有一遍，你沒法突然去活另一個人生，只有透過故事裡的角色體會他生。如此說來，掌管小說的天使會把只寫愛情小說的寫手們抓起來，控訴他們怎麼把小說弄成只得苦戀的單一維度。

所以，當小說不再是個拓荒者，而是一個給予娛樂、和應自戀讀者的小丑，世人漸漸就失去了興趣（我拒絕分析，反而引來了結論）。我這篇是評論嗎？是散文嗎？是小說嗎？因為故事太少，所以不算小說？

沙特不願意說「小說」、「小說家」，他只說「散文」、「散文家」：「重要的是我們想寫甚麼，是蝴蝶或是猶太人的處境。如果我們知道了，剩下的就是決定如何去寫。」

春之祭、原始、史特拉文斯基

如果沒有殺妃成性的國王，就沒有《一千零一夜》；如果沒有命運催逼殺父，就沒有《伊底帕斯王》；如果耶穌沒有釘上十字架……人類文明發展可說是一場去野蠻的競跑，但正正是人性裡那丁點的殘忍成分，歷史才被推演，藝術才可催化，聖者才會降臨。所以，思考人類何去何從時，有人窮究比後現代更前衛的進路，也有人退回尋找人類最原始的家園，像畢卡索被黑人土著文化所感動，像我接下來要說的《春之祭》。

某天，天啟似的靈感引來了一個可怕的故事：在俄羅斯古老的森林裡，長老們舉行一個比瑪雅較文明的儀式，他們挑選一位少女要她跳舞至死，作為春天的祭牲。史特拉文斯基深深被這個想法吸引，原本打算為此創作一首交響曲，但被游說後寫成芭蕾舞曲，而且引起觀眾們暴動。

他們不接受的正正是音樂和編舞的原始性，序曲結束後就向台上的樂師丟垃圾。十二個少女互相圍着轉圈，最後被圍着的少女就成為祭品，十一個倖存者憑粗獷的舞蹈挑釁，音樂充斥着不安和恐懼。台下的聽不入耳的是不協和的音，被稱為新古典主義，看不入眼的是發瘋的狂舞，有人稱之前衛，像現代舞，象徵古典藝術來到轉捩點，但實情是原始的呼喚，去除格律，把人類的本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原始？我能感受，但說不出來。

樂與舞都是不能用言語了解的思潮，有一種屬於好聽和好看，另一種、也是不被人接受既不好聽也不好看，卻令不少藝術家鑽研和着迷，因為那些作品揭示存在，在美的面紗下發掘人們遺忘的東西，亦只有這條路，人類才可以前進，在美的沉溺中獲救。

又是村上大熱？

村上春樹的兩本舊作推出新譯本，令人揣測他是否為了諾貝爾文學獎鋪路，沒辦法，得這個獎不單靠才華和努力，好似享負盛名的莫言也要找些門子，找人推薦，把自己的作品翻譯作挪威文，才有幸遞到斯德哥爾摩的評審眼中，我認為那位翻譯家應分得一半獎金。

在這個資訊世代，文字是廉價的，寫書的人很多，但作家寥寥可數，要麼有獨特的文風，要麼針砭這個時代引起迴響，要麼故事精彩刻劃人性，否則一個世代過後，沒有人會提起你。村上之所以有資格成為一位候選人，大部分是小說裡能展現後現代城市人的孤獨和空虛感，男主角總是個沒有甚麼個人特色、喜愛爵士樂和飲威士忌的單身中年，在生活日常發現冒險，在疑惑中認識朋友，在疏離中渴望愛和性。他的強項是訴說無聊的平凡日子，而故事正正誕生於這些日子如何被打亂，我覺得事件和事件間的過渡，有時比事件本身吸引。

所以，眾多村上的作品中我最鍾愛的反而是《遠方的鼓聲》，記載村上自己拋開日本的連繫，去到希臘的一個小島上找屋子、找食物、找樂子，度過一個沒有遊客的冬天，正因為這本書以日常性為主題，可謂把村上特質100%呈現，那就是這個時代中，一個城市人是如何過日子的，裡面沒有譁眾取寵，沒有超現實的設定，但像壁爐般溫暖。

一個開酒吧的小男人，在廿九歲那年坐在外野區的草地上，喝著啤酒看棒球賽。「我最喜歡的球隊是養樂多隊，當天和廣島隊比賽。養樂多隊在一局下上場的第一棒是個美國人，Dave Hilton。我記得很清楚他是當年的打擊王，總之，投出的第一球就被他打到左外野，二壘安打。就是那時我起了這個念頭：我可以寫一本小說。」

他的小說中，我最愛看《舞舞舞》。

光明中綻放黑暗

貝多芬瀕臨耳聾之際，親自指揮的第七交響曲取得空前成功，甚至罕有地要即場encore第二樂章，沒有哪段音樂更適合用來安撫聽眾吧。貝七之所以受歡迎，因為它容易聽懂，多是動聽歡欣的舞曲，思想上貼近他試圖創作的酒神的盛宴。（希臘神話中，酒神被醉昏的來賓分屍。）而當中最令人神魂顛倒的正是第二樂章。

第二樂章多數用以洗滌第一樂章的亢奮，正如貝三就用上了英雄的輓歌，而貝七的第二，最多人用哀而不傷來形容，這是a小調混搭A大調的神奇功效，但更重要的是不懂音樂的人也會感受到當中的森羅萬象，這正是貝多芬比其他作曲家的強悍之處，論旋律的動聽，他不及莫扎特的巧飾，也不及柴可夫斯基濃郁的情感，貝多芬的旋律多數簡單，但它的厚度全是靠複合而正確的和弦和配器所賜。

Leonard Bernstein稱第二樂章幾無旋律可言，因為旋律是不同音符的行進，而第二的主題就只得單純重複E而已，重複使人聽厭，但配合單音的各樣和弦卻是不一樣的滋味，呼應了人心沉默的聖域，當這個單音的主題加上第二種和第三種變奏時，整合起來就有浩瀚壯麗感，像登高山見雲海，臨峭壁聽瀑布。

奏鳴曲的中段是破曉，是萌芽，你聽得出燦爛的黃花怎樣由一個動機茁壯成長，直到暴風雨重臨。然而，當重奏起始的哀樂時，貝多芬剝掉大部分的配器，只留下長笛近乎solo，頗長的一段時間像穿透陰霾，然後小提琴的競奏卻引發更多的陰霾，才臨到最終的高潮，重複的單E來了，這次最響、最複合，要把所有的迷惘一掃而空。

最後，是短暫的萌發，漸漸靜默，以未完成的和弦結束，我第一次聽時就有未夠的感覺。第二樂章在整個歡樂的貝七裡，用哀而不傷也未能貼切解釋，我感覺是「我黑故我在」，森林和園野的實底是焦土，燦爛的表象每個人都有，但你和我內心總有一塊是外人怎都無法理解的，而第二樂章正正填補這份空缺，讓每個追求光明的人擁抱這幽暗。

獨裁者們（一）

今天去剪髮，免不了要應付髮形師撩聊，但萬料不到他想講北韓領袖金正恩，當然，他是由他獨特的髮型講起：「好聽就是周柏豪頭，但說真的就全都是金正恩頭，沒有分別的。」當我提到金正恩下令全國男性都要剪根他一樣的髮型時，髮型師感到難以置信。

到底金正恩有甚麼魅力，令到世界各地上至富豪下至市井都無一不知呢？以前準沒有人談及金正日吧。金正恩最近甚至當選為本年的全球政治家，彷彿全世界都明知他是一位暴君，卻又認同他的存在，這種存在叫做可笑。

金正恩之所以聞名天下，多虧有網民把他惡搞成龍珠裡的人造人19號，漸漸每當朝新社發布新的官方照片時，金正恩的一顰一笑都可大做新聞，最近他視察水魚養殖場的嬲豬樣就是例子。

他當然是天下人的笑柄，但更可笑的是，這個笑柄每天都在槍決不順眼的臣下，卻沒有一個天下人有意譴責，愈愛取笑，就愈認可他的殘暴。

這是政治藝術中最難處：戲謔。當人民沒有辦法對抗或改革專制政權的時候，唯一的對付方法就是大笑，放大這個政權無理和無能的地方，藉此宣洩民憤，但正因為民憤被宣洩，這種所謂抗爭方式就作用存疑了，直到有一日（可能這日已來到），政府或特首進化至厚面皮到將一切戲謔無效化時，恐怕已沒有人去惡搞，也沒有人笑出來。

強種的瓜必甜

藝術的作用歧義很多，但你一定想不到和生物學有關。近日有人在十七世紀末意大利畫家Giovanni Stanchi的一幅油畫桌上的水果有驚人發現，畫面的右下角有一種你未見過但食過的水果，那就是夏天必吃的西瓜。經過三百多年的人工育種，市面上的西瓜都瓢薄肉厚多汁，但種油畫上的描繪可以知道，西瓜看上去不太可口，六個果室清晰可見，核也特別大，想像當時的貴族不會大卸八塊地啃吃，而是用匙羹勺出果肉，有點大而無當。

知識雖然發達，但大多數人都蒙在鼓裡，以為日常所吃到的水果就是它本來的樣子。從植物發育的角度來說，果實是吸引動物傳播種子的把戲，如果將所有營養谷大一顆果實並不符合經濟效益，地心吸力也會導致果柄斷裂，所以較為理想的是如荔枝般的形態，少少的果肉包裹大大的種子，因為種子發芽是絕不會用到果肉的營養。

但人們都傾向選擇肉多核少的水果，甚至有無核的水果出現，甚麼生物會愚蠢到生產一個無繁殖力的器官呢？無核水果的原理就是在果花受精前用激素催化它發育成果實，更進一步的當然可用基因改造把果樹閹割吧。

至於多肉的表現型，果農自古透過多代的人工選擇挑選肉多的果實繁殖，但所需時間太長了，於是果農發現多倍染色體的植物可以果實的體積倍大。人類有四十六條染色體，或稱廿三對（2n），多一條可引發唐氏症再多的話甚至不能存活，但植物就沒有這個問題，市面上愈碩大的水果就可能倍數染色體愈多，可能是3n、4n甚至6n，放心，對身體並沒有害處。

人們反對基因改造的食物，是因為當人類打破自然界法則時不知自己有否愈過底線，一棵有蜘蛛基因的粟米可以抗蟲，但科學家不知道它和它的下一代會否製造毒蛋白，更怕的是與其他天然粟米混種，破壞生態平衡。操作大自然，總有天要自食惡果。

設計像隻跳出井的蛙

設計是門把想像和意志實體化的藝術，雖說藝術，但設計必須具備實用和功能。當我寫好一本書，很自然就會聯想到這本書該是怎麼樣子，把它的性格變成外表，而你絕不能自戀地說「我很有內涵，外表不重要」就含混過關，世界總是先入為主。而我問過幾個朋友的意見，把自己設計的封面呈交後，回覆是「這個封面，老實說，不會吸引到讀者的。」

美有一定的主觀，但它同時可以是普遍，於是問到甚麼是一個吸引讀者的封面時，網上布很多文章會教你設計的技巧，字型、插圖、佈局等等，但沒有一個能說明好封面的特質，但重要的是，設計並非一蹴而就，好的封面需要不下百個試樣，透過比較才能挑選出來。

根據柏拉圖的理論，好的東西就有一個理型，是唯一的，於是設計又衍生另一個難題。當你走進書店，你會發現很多同類書籍會撞樣，不是有個憂鬱的外國少女，就是一堆不可名狀的幾何圖案，以動漫人物為封面的更不在話下。有人寫文章質疑「非洲書的封面怎麼都是這棵樹？書封設計能不能有點創意？」答案是差異太大，別人就不能知道內容，正因為很多人看這棵樹就聯想到非洲，才人人皆用。

所有人都想看新的事物，但日光之下無新事，而當你成功做第一個做的事，這成就便是非凡。

印象派

印象派(Impressionism) 藝術風觸發腦海的關聯感應，有別於一道強而有力的聯想命令。它朦朧的面紗引誘我們投入各自的暇想，有別於一個輪廓分明的美女所產生的美感。

以前藝術家追求的美等同真理的定律，黃金比例、對角線、陰影、寫實色彩等等，直至法國一位會畫畫的科學家莫奈走出畫室，去描繪事物在不同天氣和光線之下的視覺變化，一種嶄新的演繹才被帶到思想之中。

印象派一詞原來用來取笑那群未能像照片般複製影象的畫師，他們彷彿憑一時的印象把對象粗略地描寫出來，缺乏對細節的觀察和分析。然而，莫奈繪畫魯昂聖母大教堂不下十幅，顯然他熟悉每一個細節，印象派畫風是他一場藝術實驗。它著重色調和形式所引發的視覺刺激，把主觀印象固定起來，放大光對色彩的作用，創造出一個豐富多樣的藝術世界，一個單一物象、產生無限印象的境界。

音樂上也有印象派，尤以法國作曲家德布西較為突出。音樂雖然不能用肉眼感受，但作曲家仍可以運用一些技巧將樂曲的真確成分降低。旋律和和弦不再明確跟隨格律，彼此拖帶，主調被混入不同形式的音階，建議一種不尋常的可能。

德布西‧《海洋》第一樂章：從黎明到夕照細聽海洋的變幻。很快，你會聽到曙光漸漸穿透出來，海鷗起來覓食，浪濤起伏。然後你會聽到明亮的新旋律，由圓號和大提琴營造出海平面上的旦。太陽升到半空上，德布西突然拿走低音和高音部，剩下銅管描繪金黃的日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