祂將文學獎祝謝，就擘開

朋友說我近來寫的東西都太沉重，的確，我應該寫得輕盈一點，蔑視是人類的最大恩人，我又何必為城市人的窘態或社會的未來着想呢？抗爭的人和愚昧的人夠多了，我也喜歡做些不同的新事物，其實在字裡行間很少談及香港的時事，中東反而有多點合味的素材，於是我第一部小說就此誕生了。

作為未來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笑），一直留意着其他作家在寫甚麼，也和朋友談論過孤泣、九把刀等等，事實上寫書立說的人很多，但大都不是屬於文學獎的類別，「我手寫我心」的層次太低了，評審們偏好的並非擅於說故事的人，而是主力寫時代的作家，例如最新得主就以描寫蘇聯统治下的人民見稱，相比之下專寫孤僻城市人的村上春樹就絕不入流，反而三島由己夫寫民義、寫武士道才合諾獎的口味。

我該怎寫這個香港、這個時代呢？有甚麼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素材呢？

我很喜歡一句名言：文化人都對政治迫害有種迷戀（這句名言剛剛誕生）。如果要創造一個屬於香港回歸後的一個大師級作家，故事恐怕大多圍繞香港的核心價值怎被無能政府和鐵腕中共蠶食而已，這不都是有目共睹嗎？還有甚麼可寫之處呢？但這位大作家，一定為到他的作品被內地禁止出版，而感到非常自豪。

因此，我尤其喜歡米蘭昆德拉的這個故事：赫拉巴爾是捷克當昤最偉大的在世作家，他的幻想無遠弗屆，醉心於平民百姓的生活經驗，大家都讀他的作品，都很喜歡他。他的非政治化是非常深刻的。然而，在一個「凡事皆政治」的體制下，他的非政治化苦非天真無知。他的非政治化嘲笑意識形態橫行的世界。正因如此，有很長時間，他受到相對的冷落（對於所有官方推動的事務來說，他完成派不上用場），但也因為同樣的非政治化（他也從未投入任何反對政府的政治活動），在蘇聯佔領期間，沒有人找他麻煩，所以他可以出版幾本書。

昆德拉的朋友怒罵道：「他怎麼可以在同行被禁上發表作品的時候，還還別人出版他的書？他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替政府背書？連一句抗議的話都不說？他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赫拉巴爾是通敵分子。」

昆德拉以同樣憤怒回應：「赫拉巴爾作品的精神、幽默、想像，都和統治者的心態背道而馳（他們想把我們窒死在精神病患的束縛衣裡），說他通敵，這是多麼荒謬的事？讀得到赫拉巴爾的世界和聽不到他的聲音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只耍有一本赫拉巴爾的書，對於人們，對於人們的精神自由，它的效用大過我們抗議的行動和聲明！」

我們的歧見是根本的，獨立於情境之外，這種歧見存在於兩種人之間：認為政治鬥爭高於具體生命、藝術、思想的人，和認為政治的意義在於為具體生命、藝術、思想服務的人。這兩種態度或者都合情合理，但是誰也沒法跟對方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