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你不會捷克的廣場或學校內有甚麼異動，連秘密警察也會認為接下來十年仍是如此，人民亦一樣，舞照跳，工照返，從對話中找不到反政府的意圖。難道他們是一夜間覺醒起來配合革命嗎？
米蘭昆德拉的觀察是，每一個捷克人在極權的監察下已習慣說謊，不只對政權，亦是對朋友（可能會告發自己），甚至對自己亦悅納謊言，習慣成自然而重塑生活的樂子，盡量從政治分割出來，因為對於極權政府，追求生活質素而不問政事的人是有利统治的。
革命出現，人們脫下謊言的外袍，令獨裁者措手不及，意料不到這麽龐大的倒戈，然後革命才一竟全功。反觀香港令人憂慮的，是真心擁戴中共的人絕對不少，有唯利是圖者，亦有民族主義高漲的人，若要跟他們共處，你就不得不說謊，去避免決裂。因為他們會真心反問你：現在究竟有甚麼不好？
奴隸掙脫枷鎖是有害的，因為他要開始自決命運，離開本來的安逸，去追尋未成形的價值，所以經濟愈繁榮穩定，人民更沒有意志去追求革命，建制內部的緩慢改革成為唯一寄望。
人與人可以相親相愛，有賴考驗未有臨到我們身上，倘若救生船只剩下一個位置，你還會讓給愛人甚至你的母親嗎？若是，這先驗的良知能泛稱於每個人身上嗎？但考驗往往不是魔鬼式，而是來自真理，佔中所帶來的unfriend 和爭執驗證了這一點，當事情發展到每個人都不得不作判斷，頓時渾沌初開，人人得見自己及他人之本相，如耶穌所講，我（真理）來不是叫地上得太平，而是到地上動刀兵，叫親人跟親人爭戰。
若套在部分媒體的說法，耶穌是「撕裂社群共識」，我們當把真理釘在十字架上，好等人與人重返渾沌中相濡以沫，和諧共存。
可是真理為什麼要來？正正是真理處於離場狀態，才有「試問誰還未覺醒」。一旦覺醒，你就得與蒙昧的人對立起來，但別以為這是智力差異所致，蒙昧不是愚昧，聰明人自有他們的包袱蒙蔽，而在旺角，你會看見日常被少看的非讀書人，亦站出來，證明覺醒人人平等。同樣，不參與社運的人亦有覺醒者，但他們的不作為正正值得我們質疑。
但丁地獄最灼熱的地方留給面對道德兩難而保持中立的人，但中立者辯護說：「理性就應該中立，以免影響自己的判斷，那些狂熱者都先入為主，失去分寸。」但中立的罪，在於它有助於施虐者肆虐，而無法救助被虐者。你能對強姦中立嗎？你能對殺人中立嗎？你會說這例子太偏激，但道德的迫切性是防微杜漸，莫以善小不為，莫以惡小為之，中立的麻醉作用令人置身事外，卻要靠意志主動返回當中。
因為覺醒者聚集起來一段時日，蒙昧會悄悄降臨，覺醒從不是可以維持的東西，要一個人追求一天的公義非常容易，但我們能繼續抗爭下去嗎？
所以不得不變化，吞滅再創造。
戴耀廷不是哈維爾，我必須先強調這一點。
香港亦不是捷克，因為我們沒有波希米亞式的民族情感去維護自己的地方，更要接受回歸這事實，我們沒辦法跟中國的命運分割開來。
中共不是蘇共，因為它吸取了後者解體的教訓，精於維穩，而經濟實力變成最理想的麻醉藥，叫外國不敢干預，國民不想爭取，港人安於現狀。
習近平不是戈巴卓夫，因為他的政治理念傾向集權，李克強的地位已分薄，堅定不移掛在嘴邊，任何阻礙他的人事都會被夷平，包括薄熙來周永康，現在只消思忖甚麼方法較好。
雨傘革命不是布拉格之春，當年的運動有經濟復興的願景，而佔中偏偏是打擊經濟，為人詬病，所以其發展的第一步、展示其威脅經濟的能力已經達到，若不騰出經濟和道路爭取市民支持，我們就不再有下一步。
唯一的是，政權懼怕人民和民主，若香港繼孫中山後成為中國改革的橋頭堡，必招來中共更強硬的鐵腕。我們必須認清行動的嚴重性，性質不同於年年的七一，相對政權是一項非法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