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瘋堂

來到澳門，為親近文藝，來到瘋堂斜巷，這裡只有大三巴人潮的百分之一。我們首先拜訪了葡式建築、中式氣派的大瘋堂。中堂四壁滿布字畫、雕像和雜物，樓頂懸着幾個鳥籠，旁邊坐着一個寫揮春的老人。他初時沒有理會我們，只顧跟另一個女人哆嗦，似是談論結束經營的事，對話卻忽然指向我們：「你看，客人來到我也沒辦法招呼。」

大瘋堂算是每個藝術創作者夢寐以求的工作室，空間極大，雜物隨處擺放，承載創作者的生命，半製成品和作品共冶一爐，比我想像中死板的博物陳列室更有色彩。

與蔡傳興先生對談，知道他不滿特區政府對這麽好的文藝景點不聞不問，卻很強調藝術不需要刻意去「搞」：「我不喜歡人問我最近搞甚麼，搞通常指負面的事，好似搞屎棍。」

我離開了大瘋堂來到婆仔屋，發現一個意外的行為藝術。那天井中央有兩棵粗壯的老樟樹，上面生滿共生的匍匐植物，表現原始森林的美感。在樹蔭下，有工作人員用塑膠常春藤和假金毛蕨佈置許願池，似乎將會進行某個推廣活動。一生一死，兩者形成強烈對比，彷彿應驗了蔡先生所說：「好的東西，你不用叫也自然吸引人們欣賞；不好的話，你怎麽宣傳也不會有人來到。」

藝術有個自說自話的盲點，就是創作者自以為很有意思的作品，可能無法引起觀眾共鳴，正如他們認為假草是理想的裝飾，卻看不見頭頂有更美妙的自然風光。我怎知道的我眼中的好東西並非流於主觀呢？

藝坊就是這麽的一個環境，讓每個創作者把作品公諸於世，好好驗證心目中的價值能否引起共鳴。但我卻想起香港的元創坊有意栽花花不發，主辦者以為開放給創作者進駐就可以「發展」藝術，反令創作者進一步陷於無人問津的苦況。我也不知該怪責政府宣傳不足，還是歸咎好東西不足，抑或埋怨太少人懂賞識好了。

藝術被冷落，代表承傳面臨中斷的危機。「好東西自然有人欣賞」，就如老樟樹吸引我的目光那般自然；但可能對其他人來說，即使駕來推土機連根拔起，也死不足惜。

這就是藝術的困境。

賀歲片淪賀穢戲

賀歲片是香港的一個文化異數，為了應節，觀眾願意放下平日對電影的高要求，但求高高興興，一家大細呼朋引伴，去看一齣眾星拱照的合家歡喜劇。

因為要迎合大眾口味，賀歲片不能高深，也不能予人沉重感覺。九十年代從《家有囍事》開始，賀歲片吸收了周星馳無厘頭文化的養分，但都離不開溫情這個主旨，即使整頭家被拆散，最終也能齊齊整整吃一頓團年飯，也就是觀眾想得到的「意頭」。

溫情泛濫淪為舊調重彈，催生了一系列不講感情只談歡笑的電影，例如《行運超人》、《龍咁威》，但聲勢逐年減弱。製作人黃百鳴和曾智偉為了復興賀歲片文化，夥拍TVB藝人拍攝《72家租客》、《我愛香港》等等，票房上縱使成功，但我看在眼裡（無綫重播）只感到淪落。主打人情味卻適得其反，我只見到群星放下身段扮小丑，不斷緬懷過去，演着炒冷飯的舊戲，為威喂湊夠兩小時便收工。觀眾都願放下智慧弓，這樣也無力滿足嗎？

我想過很多理由，最後發現死因一個就可以蓋括：實在太無綫了。無綫象徵不認真和因循的生產（縱使偶有佳作），不顧故事多麽離地，也懶得說服你相信，因為它壟斷了話語權。

壟斷了香港有甚麼戲可上，其實是很可怕的事。為甚麼要香港人自發罷看《賭城風雲》，而不是戲院回應市場而把王晶的戲下架呢？電影業從不是開放的市場，映期限制嚴格，觀眾被操控可以看的戲，《十年》一票難求，反映一些非主流的電影曝光空間狹窄，有背景的爛片偏偏寧空不讓。

觀光影，勿浪費光陰。

俘虜們

「那些被王晶踩上心口的香港人不知怎想的，居然爭着要《賭城風雲》我戲飛，看來全都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朋友非常激動，但我不在意王晶，反而對最後一句有興趣。

「那不是斯德哥爾摩症，這個症是說受害人對施暴者產生愛憐的情緒，我覺得他們稱不上是愛王晶吧。他們患的是另一個心理病。」

「甚麼病？」

「你有沒有聽過Viktor Frankl？」

這個奧地利的心理學家，可能是上帝故意把他放到納粹的集中營中，讓他寫成絕境中猶太人的心理報告《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後來也有華人透過這套理論，解構文革如何改造了中國人的心智。

他觀察到同倉的受難者漸漸變得情感遲鈍，人與人非常疏離，有人死去也不會喚起傷感，因為司空見慣。但一具新的死屍上會引起群情洶湧，人人爭相搶掠，有人得到了吃剩的薯塊，有人得到一根繩子，有人搶到外衣，（有人搶到戲飛），便高興雀躍。Frankl旁觀這些冷血的俘虜，便寫下總結：冷漠是殘酷生存環境下自衛的產物。

「我看，這解釋了香港人的冷漠是怎樣形成的。我們活在這集中營裡，絕望蠶食我們對意義的追求，每個人都自覺身不由己。當人不能從社會中行使自由意志，就會抽離自我，以冷漠的保護膜包裹，與外界隔絕，任王晶怎樣辱罵、政府怎樣橫蠻也渾然無覺，藉此享受內在的自由。」

「那他有沒有提供治療方法？」

「經過第二階段冷漠，有可能會進入第三階段：超越。打破小我，讓情感昇華，重燃對意義的渴望。說就容易，當年是盟軍的解救讓猶太人離開冷漠階段，那誰來解救香港？不過可以這樣想，與其等等解救者，不如自己成為解救者，搖醒身邊冷漠的人。我看，網上發動罷看的人已經成功超越，都算令人欣慰。」

視寫如歸

打開facebook，就好似打開街上的消防栓，資訊像高壓水柱般噴發出來，沒有人能迎接所有訊息，只能各取一小部分來滿足求知慾，剩下浪費的積水留在地上，等待蒸發。

以上的說話也難逃這個命運，作者創作的效率永遠追不上毀滅的速度，每天有千百萬人在打字和上載圖片，每個人都樂意分享那稍縱即逝的生命觸動，造就了每一秒的推陳出新，但如此海量的分享，也稀釋了個別分享的價值，分享的樂趣也容易腐化成野心，沙特所講的「other people is the hell」不止成真，而且非常兇猛。

以上想法，源於我看見呂秋遠律師的感言，他關閉了擁有十多萬粉絲的專頁，因為他不但目睹自我隨着facebook文化而變質，更重要的是他發現強大的分享權反導致他沒辦法分享：原本認識的朋友都不再留言，他得到了海量的粉絲回應，卻失去了與好朋友對話的機會。

每晚過了零時，我就會在存在的牧人上載寫好的文章，也沒數過有多少篇，但身為作者，自然想觸及更多的讀者，希望想法可以讓人得到啟發和益處。可是，當我發現一些自覺頗有意思的文章觸及率低迷時，我都會氣餒和迷惘：是否要聽朋友的忠告，少寫離地的文章，特意寫一些大眾關注的題材呢？如是者我要放棄原本想分享的東西，換取更廣泛的分享嗎？

呂秋遠選擇了明哲保身，我很佩服他寧取知己而棄千萬人，但作者卻企圖兼善天下。當我自詡是個作者，是個面對群羊的牧人，創造價值讓我積極，無人問津使我熱情冷卻，我都會猶豫應否避免活在他人的目光下，而沒有目光的文章卻喪失被寫出來的意義，如果我不寫，就可以解脫，可以像呂律師般自在。

但這不就是生命殘酷的本相嗎？我不是將隨着死亡而被世界遺忘嗎？在人類的歷史洪流中，這個「我」不是終究不復存在嗎？但在「我」不復存在之前的匆匆一世，我們不都努力不懈地證明自己的存在嗎？人為甚麼不省點力氣、自暴自棄、貪圖逸樂呢？在死亡吞滅一切意義的慄怖下，生命尚且自強不息，想到這裡，我很想高聲發表我偉大的發現，讓全世界的人都得見，寫作就是我的生命。

感謝看過存在的牧人和買了《地球另一端》的朋友。

一月已過

「一月就當作2016年的試用版吧，二月一號開始，我會正經地實現我今年的計劃了！」聽到這句話，我想起另一句話：君子立恆志，小人恆立志。

我都知知易行難，那為何你明知故犯呢？為甚麼人類總是犯上重複的錯誤呢？

錯在這人人都喜歡說的四個字：活在當下。

自我的連續性建立在時間的基礎上，「我」是自我歷史的總結者，也是自傳下一頁的作者，生命本來處於開敞狀態，迎接各個可能。然而，跳上一個更高序的人生需要消耗能量，你會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束手無策，而活在當下，可以省卻煩惱。

人是自由而被動的動物，他甚麼都可以做，也可以甚麼都不做。你想想，是甚麼促使你採取每一個行動呢？你因為飢餓而進食，因為寂寞而求愛，因為疲倦而睡覺，因為沉悶而娛樂。但你有一種需要，比起這些慾望更超然，就是你渴望價值，而正正是價值組成你那些新年大計。

自我實現和活在當下是誓不兩立的，慣常的生活方式令人恃寵生驕，很多人埋怨工作辛苦，實際上卻依賴營營役役的生活模式（Everydayness），因為循環封閉而安穩，它不需要面對未來，它給予滿足及自我把握的假象。你或者反駁說：「不對哦，我賺錢不就為未來着想嗎？」既然你這樣就滿足，你又何必定下新年計劃呢？

「我真是對未來沒有打算。」

真的有這種人，而且很多，我也曾經這樣。要改變這個情況，你必須抽離自我，對自己說：「你不可以再這樣了，你要想想下一步想做甚麼。想到了，要想怎樣做。知道了，就要理解自己將要犧牲甚麼，如何有效把原本渾渾噩噩的時間花在計劃之上。還要不時提醒自己，不要抑止對未來的憧憬。」

你休息夠了，逼迫自己出發吧。

觀自在

咖啡師今天看起來神不守舍，不時望着窗外。女客人問：「怎麼樣？你在等一個人來嗎？」

「沒有。」他只冷酷地應了一句，便轉身製作奶泡。

一到三時二十分，一位老婆婆就會推着載滿紙皮的車走過店門，日日如是，如是者當咖啡師看見婆婆經過，就會知道現在是三時二十分。

現在，每逢三時二十分，她都會望向門外的石板路，想像她推着紙皮經過。

他跟婆婆有深厚的情誼嗎？其實他們沒說過半句話。只是從咖啡師在這裡工作開始，他就看慣了婆婆是平常世界的一部分，沒想過她有一天會從此消失。生命的時鐘彷彿失去了一塊零件。

他很傷心嗎？他也不確定算是甚麼情緒，明明是個陌生人，偏偏那麼在意。他從老婆婆的觀點反看自己，不過是個普通的店員，忘川的一葉而已。他讓婆婆留下的記憶可能只有烘豆的氣味。

想到這裡，俯視店裡的客人，他頓覺看破了宿命，在每個人身上看到各自的軌跡，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去處，但此時此刻，所有軌跡都在這間咖啡店裡匯聚，相見卻不相逢，相忘於江湖中。

而他，瞧見眾生的流竄，便湧起莫名的感動。

「願她安息。」

藝政

一個國家，兩個種族，如果彼此不能和平共處，即使成功分割成兩國，也難保兩國日後不會互相攻伐。（印巴衝突正是源於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爭端，以及英國劃界問題。）

猶太指揮家Daniel Barenboim和巴基斯坦裔的作家Edwards Said在酒店大堂了解彼此的想法後，都認為促進以巴和平進程的不是武裝獨立，而是先化解兩者之間的仇恨，於是決定藉音樂的力量，成立威瑪工作坊，讓以巴的樂手在和聲中跨過種族的籓籬。

藝術家JR也曾造訪以色列展開一個化解仇恨的計劃，他分別在猶太人和巴人的族群裡尋找同一職業的人，為他們拍攝單人硬照，再在鬧市的牆上讓兩者並肩展示，然後反問群眾：「哪個是猶太人？哪個是巴人呢？你分不出吧！」以齊物哲學化解紛爭。

香港人很工於批評，對於化解群體間的仇恨漠不關心，甚至幸災樂禍。而我相信，政治不可以的事，藝術可以，事在人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