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雞蛋成為高牆

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的演講就以巴問題發表了作家的義務：無論牆是多麽堅實和正確，我還是選擇站在雞蛋的一方。這論句是合乎道德嗎？看來比較合乎詩意，因它擱置了道德。為著「信心」這價值，基督徒接受上帝叫亞伯拉罕祭子所造成的「道德懸空」（morality suspension）；而為著甚麼價值，叫我們悅納弱者法則的道德懸空呢？

警察會感到委屈，人民卻不會同情，因為他們是體制的爪牙，他們的依法成為罪惡，人民的非法反成正義，於是警察弔詭地成為弱者，雞蛋豎起了高牆。

我沒有說誰錯，示威者沒錯，警察也沒錯，一切落入道德懸空的視點，正如母親包庇犯罪的兒子是情有可原，舉報他繩之以法就是大義滅親，兩者皆正確，人作為萬物的尺度，好聽是靠良知，事實誰都可以亂搬龍門。

於是，我們暫可摸清在強弱對立的道德何在，就是任何試圖區分誰對誰錯的判斷都是失正的，要不鼓吹弱者賣弄軟弱，要不把欺壓合理化。但我們能不作判斷嗎？誰都沒法剝下情感的面紗，所以大部分人會站在雞蛋的一方，因為比較「容易」。

每次社運，主事者以至記者都愛訪問小孩，好似由六歲童說出為香港民主踏前一步比一個議員說同一句說話更有價值。但不都是同一句說話嗎？弱者的真理更像真理嗎？歸根究底，這正正是成人的失態，先放棄實現理想的能力，再寄望他人代你實現理想，雞蛋之所以成為高牆，都是拋擲者所築成。

所以，我站在雞蛋的一方，卻非面向厚實的高牆，而是蛋牆背後的諸位拋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