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繫阿拉伯的他

「擁有一個絕對不會被弄錯的阿拉伯人的姓，卻跟著一個非常不合適宜的英國式的名字（在我出生的1935，當時我媽媽非常崇拜英國王子）， 在我人生的最早階段，我就是這樣一個反常的，令人不安的學生：一個在埃及上學的巴勒斯坦人，一個有著英語的名字和美國護照，卻沒有什麼確定的身分的人。」

引領我認識Edward Said的是指揮家Daniel Barenboim，很慶幸他還活得很好。只此一次，Said和Barenboim在倫敦酒店的大堂上邂逅上，暢談政治和音樂，一段深厚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展了。在短短個多小時的交流，他們發現對方在以巴的前景上有著相近的看法，因為意猶未盡，他們希望再續以巴共存的前談，甚至在音樂方面合作。沒料到的是這次萍水相逢會促使西東集工作坊( West-Eastern Divan Workshop)的成立，在馬友友的指導下，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青年樂手得以聚在一起切磋和演奏，成為以巴共融的先鋒。即使Said在2003年離開世界，但Barenboim接續他的精神，希望為人類文明前路出一分力。又一次想到，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不過是偶然的產物。

Edward Said首先提出東方主義，說明西方霸權如何憑空扭曲東方的價值觀。「他批評說：如果只考慮美國的情況，那麼我們可以稍有點誇張地說，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主要被看成是石油提供者和恐怖主義分子。幾乎所有的細節，比如人口密度，阿拉伯-穆斯林人的生活熱情等等議題從來沒有進入過那些以研究報告阿拉伯世界為職業的人的視野。我們能看到的不過是一個這樣的粗鄙和過於簡化了的阿拉伯世界，那個阿拉伯世界對於武力進攻毫無抵抗能力。」他的創見完全由他的身分繫上，一個遠離鄉土接受西方教化的阿拉伯人，在中東戰爭的洗禮下，看見巴勒斯坦人被邊緣化和迫害，Said就感應到一種呼召，要終生維護巴勒斯坦的權益，以至整個被貶低了的中東世界。

幸好，他沒有選擇戰爭：「在過去的35年中，我不遺餘力地為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權利與自決，但是我始終不曾忘記猶太人民的現狀和他們曾遭受的苦難，包括迫害和大屠殺。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間應該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努力，即和平共處，而不是進一步的壓迫和否定。」在香港，大部分青年對以巴甚至中東的歷史全無認知，但不妨想想，對於我們跟原居民和新移民的角色衝突，這些事例絕對是極佳的參考。當然，我們可以由得它順其自然，但不難猜想事情的終局在沒有挽救的情況下必成災難，小至香港的人口政策，大至阿拉伯世界的共融，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