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衡量政權的正當性沒有以前執著,對小惡的容忍愈來愈大,反正生計安好就好,於是助長了經濟鐵腕的高壓統治,以基建發展塑造務實的形象,而將反對派的自由人權理想說成務虛的東西,而大部分的人民都是犬儒的,固然將對反對派的失望轉化成對政權的擁戴。
香港支持佔領的市民知或不知情之間,有種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雖然打著爭取民主的旗號,但在運動中大都反大台、反領袖、反泛民,三子和雙學淪為附庸,我們不得不重新檢視追求民主實是反權力本身。而困局往往是推倒容易重建難,更何況如今甚麼都未被推倒(最大的喪失卻是民心的熾熱)。
社運反令更多人推向犬儒,不就是極權者的勝利嗎?
暴政了解人民,人民卻曲解暴政而被屈機,因為從小教育我們善惡分明,令人誤會暴政必然是一個大魔頭,把對手妖魔化偏無助對抗,因為暴政之所以成功必也有人民的支持,甚至多過反對者的人數。納粹執政後的確振興德意志的經濟,殺戮背後希特拉推行禁煙,本身是素食者,又愛小孩又養狗,但我們可以藉此說他情有可原嗎?沒有人這樣想,但所有殘害發生之前,人民要怎看待從上而來、從北而來的恩惠,這亦是社會運動的一個經濟考量,否則反對派被扣上的帽子會愈來愈多,更多人選擇擁護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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